读鲁迅先生的《阿Q》

    鲁迅先生自己后来就对‘阿Q进行过相当精到的阶级分析。鲁迅先生在《寄<戏>周刊编者信》中这样说：“阿Q该是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沾了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在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像瘪三样。只要在头上戴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我记得我给他戴的是毡帽……上海乡下，恐怕还有人戴。”从鲁迅先生这段话里，我们不是可以明白地看到：在鲁迅先生看来，阿Q首先是一个农民；然而，阿Q又是一个流浪雇农，因此身上沾染了一些流氓无产者的习气。但他毕竟还是一个流浪雇农，而不是流氓无产者，所以要给阿Q戴一顶流氓相十足的瓜皮小帽，就不是阿Q了。由此可见，阿Q身上的性格，实际上只是概括了他所属的时代阶级—辛亥革命前后的流浪雇农的某些性格，而绝对不是什么超阶级、超阶级的典型。

    既然阿Q是一个落后的流浪雇农的典型，阿Q的性格只是概括了他所属的阶级的性格特征，那末，为什么“曾有一些小政客和小官僚疑神疑鬼，以为是在讽刺他们”，为什么阿Q这个“共名”“又最先流行在知识青年中”?正是由于这样，何其芳同志才认为“的确似乎并非一个阶级的现象”，而另一些同志才认为是“超出了一个时代、一个阶级”的东西。这是坚持“共名”说的同志的一个很主要的论据，我们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探讨。

    应该如何解释这些现象呢?我想这些现象不外是由于下列原因造成的：首先，这是人们常说的“作品的客观效果大于形象本身”这一规律的反映。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文学艺术中的典型也是这样，它在客观效果上也更带普遍性。像阿Q那样，虽然他是一个流浪雇农的典型，但就其社会美学意义来说，又不只是限于其所属阶级了。文艺作品的社会美学意义与典型本身有关联，但终究不是一回事；不能因典型在社会美学意义的范畴上不仅属于其所属阶级，就说典型是什么“超出一个时代、一个阶级”的，“并非一个阶级特有的现象。”当《阿Q正传》发表时，许多小官僚、政客们惴惴不安，许多知识青年也以阿Q这一形象相互批评，就是属于社会美学意义这一范畴的现象。其次，上面说了，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人的阶级性。当然，在阶级社会里，阶级与阶级之间并非绝缘的，而是处于刘‘立统一的关系之中。在这种关系里，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的思想。”阿Q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未庄里，受到了统治阶级的思想毒害，他身上种种消极、可耻的东西，都是从统治阶级那里接受来的。在阿Q身上的从统治阶级接受来的种种思想，虽然在本质上、表现形式上和统治阶级原来的都不同，但仍会有某些类似之点。因此，当这些消极、可耻的东西被形象表现出来的时候，就依然会使统治阶级以为是影射自己而惶惶不安了。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人性异化的过程来进行分析。我们知道，人的阶级性是由人的阶级地位决定的。在阶级分化之前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里，人是没有阶级性而只有“人类的共同本性”的。在人类社会发生阶级分化之后，“人类的共同本性”也就经历着“异化”的过程，由统一的“人类的共同本性”分裂成各个阶级的阶级性。在这个“异化”的过程中，由于剥削阶级都要欺骗与压迫被剥削者，因此，就造成一切剥削者的欺骗性、压迫性以及互相之间的争夺性，先前的“人类的共同本性”在剥削阶级那里没有丝毫被继承下来。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