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鲁迅先生的《阿Q》(2)
劳动者阶级把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里的“人类共同本性”(诸如在共同劳动生活中形成的大公无私，在和大自然的斗争中形成的勇敢、勤劳、机智、坚韧、刻苦等优良品质)，继承了下来加以发展，形成自己阶级的阶级性。但是，在人类共同本性的“异化”过程中，劳动阶级仍然会受剥削阶级的阶级性所渗透，而形成自己阶级的性格弱点；而剥削阶级的叛逆者或其先进人物，也会接受劳动的阶级的影响而形成某些性格上的优点。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劳动阶级身上的弱点，归根到底都是来自剥削阶级的；而剥削阶级的先进者身上的某些优点，归根到底都是来自劳动阶级的。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进步文艺中一切批判性的典型形象(不论他属于哪一个阶级)，客观上对一切剥削阶级都有批判作用；而进步文艺中一切歌颂性的正面典型，都会使劳动阶级得到鼓舞。正是由于这样，阿Q性格上的消极、可耻的东西，会使一些剥削阶级的人物以为是在写自己；而诸葛亮这个形象，会使劳动人民感到亲切。这难道能够撇开阶级分析，用“超出一个时代、一个阶级”的典型理论来解释得清楚的吗?

    从上面的简略分析中可以看出，所谓典型“概括的已经超出了一个时代、一个阶级”的理论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从中也可以看出，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一些看来比较复杂的文艺现象，是完全可以得到正确的解释的。

    主张“共名”说的同志，大概由于看到典型是超阶级、超时代这种说法的错误太明显了，因而就把所谓“典型性格的核心”或者说成“最突出的性格特点”(如梁长森同志)，从典型形象中分离出来，成为抽象的概念，说这么个抽象的东西，是“概括了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某些人物的相同或近似的精神状态”。如堂·吉诃德抽象成“主观主义”，诸葛亮被抽象成“有智慧有预见”，贾宝玉被抽象成“为许多女孩子所喜欢，而且他也多情地喜欢许多女孩子”，林黛玉被抽象成“身体瘦弱，多愁善感，容易流泪”，曹操是“奸诈”，葛朗台是“铿吝”，奥勃洛莫夫“懒惰”，奥赛罗是“嫉妒”等等。这么一来，就把活生生的典型性格从具体的典型环境中抽象出来，从典型人物身上抽象出来，使之成为一种无所不包的概念，这样的研究，从方法论来说是错误的。斯大林曾经正确地指出：一切都依条件、地方和时间为转移。怎么可能设想离开典型环境，寓开典型本身抽象地谈什么空洞的“最突出的性格特点”、“性格核心”呢?这种抽象的思辨方式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这样抽象地谈论“最突出的性格特点”、“性格核心”是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