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关于影片《新星》的文章后感

    拜读了林涵表同志谈影片《新星》中李向南形象的文章(见《北京日报》4月26日)，觉得他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权术”。我以为深入地研讨一下林涵表同志提出这个论题，对于我们深刻地认识生活、反映生活乃至于党风的好转，都是十分有意义的，这就不仅是对《新星》评价的问题了。

    林涵表同志认为把李向南和顾荣“都变成了可厌的权术者”是《新星》的缺陷，这样，就不能正确反映改革，而只能曲解改革。看来涵表同志在认识生活这一点上，未必有作家柯云路深刻。李向南我们留在下面再谈，先谈顾荣。我在看《新星》时有一个突出的感觉，《新星》的成功，不在于塑造了李向南，(李向南这个形象塑造有他的很大的缺陷，见下)而在于成功地塑造了顾荣这个形象。顾荣这个形象从一个重要方面深刻地反映了我们党风不正的表现形式。顾荣不动声色地在街头踱步，顾荣在“启发”“诱导”常委们对李向南的不满，顾荣在大会上的演说，顾荣对李向南的言外之意的威胁……作家是选择了多么富有表现力的细节，栩栩如生地刻画了顾荣这个形象，刻画了存在于我们党的干部队伍身上的恶劣风气—权术!据我孤陋寡闻，至今为止，似乎还没有哪一部作品这么深刻地反映了这个问题。这种风气的发明专利不是属于我们的，它是中国漫长的封建官僚制度遗留下来的遗产!这正是顾荣形象深刻性之所在，他不但有浓重的现实感，而且有纵深的历史感。他是滋生在漫长的封建官僚制度废墟上的秽草，他所使用的这一套权术，就正是官僚制度的沉积物。权术之由来久矣，我们的老祖宗，先秦诸子百家中，有法家一派，这一派讲法、术、势。术，即是权术，法家的申不害，专讲权术，他主张君主要用权术去驾驭群臣，也就是用权谋机变之术去统治；到了韩非，则集法家大成，形成了法、术、势结合的一整套政治思想，韩非的法、术、势，实在是以术(权术)为中心的一整套统治思想。中国历史上有个很奇怪的现象，一些人的主张失败了，但却被反对他的人将其主张或明或暗地接过来加以运用。申不害被我们的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斥之为“卑卑”者，卑劣的小人；韩非也被他的政敌杀害了。但是他们这一套统治术却被口称信奉儒家思想的历代统治者接受了下来，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为官之道就是权术之道；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华民国”时期的为官之道，亦是权术之道。这种历史的沉淀似乎没有经过过滤而留存了下来。顾荣，就是一个典型。他是存在于现实生活当中的典型，而不是主观地把他“变成了可厌的权术者”。作家看出了这个历史沉积不仅是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而且是阻挡历史前进者的“杀手铜”，不揭露它以引起人们认识它，共同起来消灭它，那么，历史要前进是困难的。这是作家柯云路认识的深刻之处，他给人们揭开这个历史沉淀物的丑恶，引起人们疗救的注意。应该说这是一帖有见识的箴言。常言道，作家首先应该是个思想家，斯言是也。我们在谈到这一点时应该感谢演员鲁非同志，他演得太好了，把这种瘤疾揭示得这么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