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和校刊

   由于爱好文学，自上高中以后，我便开始写些小文章，投给北平的《新民报》。(这些文章用现在的话说，可以叫“小小说”，内容全是反映贫苦人民生活的，如《当当》、《垃圾堆》、《酒店》等。出乎意料的是，我写的稿子，每篇必登，所得的稿费，我都用来买书了。

    不久，我与几个同学办了一份油印刊物，名字似乎叫《附中通讯》，这份刊物得到了当时学校的地下党及其外围青年组织“民联”的支持。同班同学梁象敏主动承担了刻蜡板的工作，他的钢板宇写得很漂亮，并且能刻一些图案，使这份刊物增色不少。我记得有一次，他在第一版上还刻出了高尔基的头像，看起来和木刻版画一样。我当时只知道，他对这份刊物很热心，不久前才知道，他当时已是一名地下党员。说起这份刊物，还应当提一下，我们在印刷方面得到了“打钟老人”高升的大力帮助。人们只知道高升的职务是打钟，其实他还负责学校的文件、考试卷子的油印工作。他的屋里有一部油印机，他但同意我们用这部油印机，还替我们放哨，发现有什么情况，及时告诉我们……

    解放以后，在办刊物的基础上，我和几位同学又办起了通讯组，及时把校内的新鲜事物，写成稿件，投给北京各报社。我记得我们的稿子曾经登在《人民日报》、《北京青年报》和《新民报》上。我写的通讯有:《春风把以往的障碍吹开》，在镰刀铁锤下会师—《记师大附中与育才中学的联欢大会》《新民报》1949年4月、《今天是我最快乐的一天—庆祝人民政协开幕》(1949年4月23日)，还有一篇是1949年10月8日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通讯:(杜伯洛维娜参观师大附中)。一年后，这篇通讯还收人了《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一册、1952年版)。

    师大附中通讯组的工作曾得到校领导的表扬，我记得在一次全校大会上，校长郝人初就曾说，我们学校的通讯组写了几篇通讯，报道了我校的种种变化，他们做得好，值得表扬。在与育才学校合并后，育才学校有几位同学也参加了我们的通讯组，其中就有后来成了名导演的林汝为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