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忧思

    一百年前当慈禧太后诏废科举时，我的曾祖父已经用私塾的方式在四个儿子中培养出了两个秀才:等到祖父“子承父业”也做起私塾先生，父亲已经进城里的学堂念书了。虽说当年私塾先生的收人比现在的中小学教师要高(至少没有“拖欠工资”之虞)，但要养活一大家子人要给父亲提供学费，因此祖父在“私塾”之外还得行“郎中”或“阴阳先生”之类的第二(第三)职业。父亲是一心想考大学的，但高中毕业那年，家乡的一场大雪淹没了祖父的私塾也淹没了父亲的大学梦，迫于生计，父亲做了一名教员。

    历史(包括某个家族史)真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三十多年前，当“文革”的烈火烧毁现代考试制度时，有着“秀才”和“私塾先生”血统的父亲竟然用曾祖和祖父的方式训练我们弟兄仁，只是他无论如何也培养不出“秀才”来了。下乡四年，几十人的知青点只剩我一人，迫于生计，按照当时“顶(父母之)职”的就业政策，我顶替母亲的岗位做了一名小学教员，而母亲不得不提前十年下岗。

   命中注定我将以“教师”这一职业走到下一个世纪，从而将曾祖始于19世纪末的职业“世袭”到21世纪初。整整一个世纪，四代人的职业都是教师;而且对教师这一职业的选择都是迫于生计—每每想到这一点，不竟有一丝苦涩。去年到欧洲参加学术会议，买返程机票时，法航公司的售票小姐看我的护照，"PROFESSOR?”语气和眼神都洋滋着崇敬与钦佩。她哪里知道中国的“PROFESSOR”听起来体面实际上窘迫，他们得骑着破自行车到菜场买菜，为几毛钱几两秤向菜农讨价还价;他们省吃俭用一辈子，全部的积蓄甚至买不起一套六七十平方米的住宅;他们眼看着自己最得意的弟子毕业后去做和专业完全无关的工作，因为那里的收人是“PROFESSOR”的几倍……

   我们看当今的大学校园正在上演“围城”的喜剧，“城”内的青年教师纷纷出走，“城”外的青年学子却使尽浑身解数挤进来。或出或进，动机其实大多一样:迫于生计。出“城”的是不堪大学教师的清贫，进“城”的是为日后的就业铺平道路。就后者而论，如今的大学越来越像职业培训中心，而中学(甚至小学)便是这“职培中心”的预科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