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负众望(2)
也化为泡影了。四十年代，我奔走到贵州，在浙江大学(当时搬到贵州)历史系任教，仍继续致力于历史地图的编绘工作，曾经绘成一些草图。但由于旧中国测绘技术落后，印刷条件差，各方面困难重重。所以，这一愿望始终未能实现。

    全国解放以后，党与人民政府对知识分子很关心，为我们的学术研究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一九五三年和五四年，顾领刚和章撰先生编绘了一本《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请我负责校订工作。但这册图是采用小比例尺的，内容比较简略，远远不能满足学术界同行的要求。

    一九五四年，毛泽东同志同历史学家吴晗同志谈到学习中国古代史的一大困难是古今地名、政区的变化太大，很难弄清楚古代的地名在今天什么地方，古代的政区又相当于今天的哪些地区，询间吴晗同志有什么书可以查考。当时，吴晗同志推荐了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简称“杨图”)，但“杨图”上注的今地名是清末的状况与今天又有了很大的变化。毛泽东同志就提出重编改绘“杨图”。

    于是，成立了以范文澜、吴晗同志为首的委员会，领导这一工作，指定我具体负责“杨图”的重编改绘工作。我接到这个任务时1心情是很激动的。我能够把自己研究多年的历史地理方面的知识与才能为祖国服务，实现了长期以来编绘中国历史地图的愿望，怎么能不兴奋呢?于是，我欣然从命，来到北京，开始进行“杨图”的重编改绘。但工作一经开展，就发现原来的计划行不通。因为杨守敬的原图只包括清以前历代中原王朝的直辖地区，甚至连中原王朝都未画全，不能正确反映各兄弟民族共同缔造我们祖国的历史。底图的精度也很差，无法“移绘”到今图上去。而且，“杨图”本身的错漏比原来想像的多得多。后来，通过好几次会议，对原计划进行了多次修改，决定重新编绘一部能反映新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学术水平的《中国历史地图集》。

    一九五七年，我回上海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内组成一个编绘“杨图”小组。第二年，校党委陆续调派了十多位青年同志到这小组，由我指导，边干边学，参加编绘工作。一九五九年建立了历史地理研究室。现在的历史地理研究所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后，又陆续邀集北京、南京、云南等地十几个单位的数十名专家、学者来参与编绘制图。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把伟大祖国各个时代、各兄弟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及共疆域政区，有分有合，逐步融合，而终于团结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国家民族实体的历史进程，在地图上准确地表达出来。不少人停止了自己原来的研究计划，夜以继日地投入编绘中国历史地图工作，十儿年如一日。所以说，《中国历史地图集》倾注了我国史地界许多专家、学者的心血，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大协作;没有全体工作人员的高度觉悟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