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能做到了,我也能(2)
春节期间，我闭门谢客。请沈化麟把我锁在窑洞里。一天送两次饭。三天三夜不合眼，一口气写了两篇小说，随即将其中一篇《展翅初飞》投寄给上海《少年文艺))。不久，便收到编辑部来信(若干年后，我才知回信者是施雁冰同志)，对我的处女作给予热情青定。并决定在第四期上发表。想不到稿费竞有99元，相当于找当时三个月的工资。我请同组的朋友大吃大喝了一顿，余下的80元，汇给姐姐，为她添了一份嫁妆。接着第二三篇都在《少年文艺》上发表。1958年底，少年儿童出版社结集出版了我的第一本小书《山谷红旗飘》，想不到一年多就印了7次。10万多册(要不是中苏关系出现裂痕，还会印下去。因为书中写了一位苏联地质专家)，施雁冰同志还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学书籍评论丛刊》上发表了公开信《致艾苦同志—<山谷红旗以》读后，艾苦，是我的笔名)。那年，该书又被译成朝鲜文出版，这一切，对于一个20多岁的青年，该是多大的鼓舞与鞭策啊!然而!乐极生悲。

    1959年8月5日，《山西日报》发表我的800字小品文《书记养花》，引来了祸星，地质队那位党总支书记扬亩:“你不是右派就是右倾!‘从此，我不但“挨苦”，且差一点丢掉了饭碗。然而，压迫、打击却使我更加要为真理而斗争，更加磨练了我的意志，我变得格外顽强，决不向邪恶低头。几年内，我一直在生活的底层磨砺，吃尽了苦头。

    1964年6月，在我人生旅途中是个大转折。偶然的机会。我被湖南省文联主席周立波，作协主席蒋牧良看中。做梦也没想到，被调到作协湖南分会。从事儿童文学。从此。我与蒋牧良先生同住一个屋枪下。他下洞庭，去韶山灌区工地。都把我这个学徒带在身边。直到1973年他辞然离世，我几乎与他朝夕相处。他那正直不阿、光明磊落的性格，成了我的楷模，他的人品文品在文艺界有口皆碑，对我性格与文风的形成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我和牧良先生虽然相差近40岁。但这位30年代“左联”的斗士，却是我的忘年之交，我们什么都谈，甚至当着许多要人，我敢当面跟他争论，但他却更加喜欢我。这就是为什么收良先生病逝后，那么多人。甚至有被他驾过的人，在他的遗体前痛哭失声，而我却和他的子女一样悲拗。他过世近20年，我却时常在梦中与他相见。可以说，蒋牧良先生影响了我的一生。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堪官说。因为固执已见。不愿被这派那派“招降”。受到残酷的迫害。心灵上留下难以平复的创痕。可是，我对人生的看法却更深一层，社会上各种人物。各种嘴脸，或多或少地都进人了我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