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对我的教育影响

   母校对我的教育影响是深远的，终生难忘的。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进师大附中?当时中学四年制毕业后，一般应考大学预科，但听到北师大同乡侯圣磷劝告:“大学预科松松垮垮，远不如师大附中要求严格，知识面铺得广阔，学问基础打得稳固。”我考插班进人附中理科高中二年级。事后证明，他的忠告是无比正确的。我附中毕业后，考人师大教育系名列前茅，凭附中的英文水平，可以直接阅读原文专业书，进图书馆不需携带小字典，记得有一天，看到外语系的一位同学，买了本小型的英文字典，我说:“咦!你买这做啥用?你不是外语专业吗?”他恼了说:“怎的，你都认得?我考考你!”他连续提问了几十个生字，没把我问倒，不耐烦地说:“不考了，你这家伙准是背过字典!”我说:“没有，不过我识的字，这字典里还不一定有。”在场的人都笑了，他也笑了。其实，附中毕业生中，比我记单字多的还大有人在。

    我在附中时，数学采用的课本都是英文的(代数、解析几何、初等微积分等)和师大数学系一年级完全一样，只是我们演题认真，多数是挨着演的。后来师大数学系我的同乡借用我的演算本，把它视若珍宝。

    1930年师大毕业后到河南省第一师范教书，凡难教的课(如逻辑学、心理学，特别是教育统计)我都担当起来，而且教得好，这靠什么?归根结底，是由于师大附中要求严格，知识面宽，基础稳固，进大学后，比别人学的多，’学的快，特别是自学能力强，三年多点时间，修完了四年的课。

    1935年我留学日本东京帝大文学部大学院，攻修教育统计，同时进东京商科大学进修数理统计。1937年“七七”事变后，归国不久，家乡沦陷，过着流亡、失业的生活。此时与友人创办《战教周报》宣传抗战，并大作抗战歌曲。1940年应聘河南大学教育系教授，课余与学生大唱抗战歌曲。这种爱国热情的形成原因很多，但其中较早、较深的原因，来自师大附中林砺儒主任的影响。林老是教我辩证法的第一个老师。解放后，学习马列主义又受到激发，我写出国内运用辩证法进行珠算教改的第一本书《珠算速成简明教程》。后来林老由教育部到河南视察。我呈赠此书，请他指正。当年林老和附中的老师们以“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劳工神圣”教育我们，培养我们爱国主义精神。军阀张作霖曾横暴地塞进附中几十名学生，当时任主任的林老，便以学期考试成绩不及格的名义，迫令大部分学生退学(少数好学生留下)，顶住了险恶势力，保持了附中的纯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