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文艺的阶级性问题漫议(3)
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它给社会主义文艺作了质的规定。列宁在《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中说到：社会主义文艺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儿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列宁这里指出的正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性问题。“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方向，是列宁论述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所以，“二为”方向具有鲜明的阶级倾向性，表明了与资产阶级文艺根本对立的质的区别。

    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包含有具体的阶级内容，不是空洞的口号。社会主义在政治体制上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广大人民当家做主，构成了社会的统治力量，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阶级为社会的“主人”性质根本不同。我们的文艺既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就完全区别于那些为资本主义社会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文艺。前些年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影响下，一些“文化精英”认为“二为”方向是从外面加给文艺的，是对文艺的束缚，文艺要回到“自身”，必须“突破”“二为”；一些人则声称文艺就是贵族的，声称要做精神贵族。这种种谬论分明是要改变社会主义文艺的阶级属性，使它蜕变为资产阶级、贵族阶级的文艺。

   前些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时，一些“文化精英”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歪曲为超阶级的口号，主张没有任何前提、没有阶级内容的“放”和“鸣”，实质上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双百”方针也是有明确的阶级内涵的，提出“双百”方针时，就提出了“六条标准”；这“六条标准”是前提，体现了“双百”方针的无产阶级性质。在新时期里，“双百”方针是建立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的，这是前提条件。如果抽掉了“双百”方针的前提，就是抽掉了它的阶级属性，使它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方针了。

    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阶级性问题不仅仅是理论问题，而巨是为文艺界无数事实证明了的实践问题。如上所述，前些年文艺界内一些人提倡作家做精神贵族，认为文艺本来就是属于贵族的；倡导文艺与人民“离婚”，把自己放在高踞人民群众之上的位置，这就完全是违背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至于那些明目张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作品”，如《河殇》、《论毛泽东现象》之类，把社会主义社会写成“叫人无法忍受”的“腐朽而黑暗的存在”，煽动人们起来做“绝望的抗争”，正是代表着国内外敌对势力向我们进攻的东西，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代表。我们必须从这一角度去认识它们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