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间竟有此等蚊子

    春寒料峭的二月，在没有暖气的书房里重读李货的水浒评点，居然还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第二十三回总评，卓吾先生感叹耐庵的性格描写是写什么像什么:“何物文人，有此肺腑，有此手眼!若令天地间无此等文字，天地亦寂寞了。”我想，用李资的这段话来评点李蛰的小说评点，是再合适不可的了。当你被李生或李和尚那些愤怒而真诚、犀利而机智、果断而诙谐的点评所吸引所打动时，你不得不由衷地感叹:天地间竟有此等文字!

    严格地说，李赞并不是文艺批评家。我们今天常说的所谓“批评意识”、“批评理论”或“批评方法”等等，他似乎都不具备。但是，李费有思想有童心有真性情，有对他所置身其中的社会政治、民心向背和时代精神的深刻理解，有对个体生存和生命状态的独特领悟。更重要的是，李货还有将自己的理解和领悟率性直陈的勇气和智慧。而这些，正是我们今天的文艺批评所缺乏的。有学者指出:“从整体上来看,20世纪的中国文学批评，不仅体式机械呆板，较为单一，语言文字也大多干瘪生硬，枯燥乏味，且散乱芜杂，空洞无物，缺乏个性”.在批评文体上又形成四种模式:板块组合、原作抄引、材料拼凑和用语玄虚(杨守森(缺失与重建—论20世纪中国的文学批评》，面对这样的文艺批评，你不得不无奈地哀叹:天地间竟有此等文字。

    中国的文艺批评，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具备了理思与诗性相融合的特质。孔子文论的语录体和随感式，庄子文论的寓言化和文学化，以及《诗三百》之中有着批评思想的诗句，都为后来的文艺批评奠定了一个诗性言说的基调。语言方式的文学性和抒情性，思维方式的直觉性与整体性，生存方式的诗意化与个性化，共同构成中国文艺批评的诗性特征。然而，20世纪中国的文艺批评却丢弃了自己的诗性传统，基本上靠“拿来”或“他律”来维持自己的生存。上半叶“拿”欧美、俄苏乃至日本，中叶“拿”前苏联，下半叶“拿”欧美，到21世纪则无所不“拿”或不知所“拿”了。用全球化的大旗遮避本土资源，以唯科学主义和工具主义来取代诗性智慧。批评者所遵循的工作程序，是先将批评对象(本土文艺作品)置于一个现存的(当然是外来的)理论体系或框架之中，然后操作这个“框架”所规定的一套方法和术语，对作品进行或解构或建构或二者兼而有之的处理。经过这样一番操作过程，作品鲜活的生命被风干，作品特有的魅力被稀释，最终作为“主义”之后的一个尾注或“体系”之下的一个标本，成为某种外来文学新论(或旧论)的一个“中国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