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树樱花

    当高文强的博士论文《佛教与永明文学思想》即将付梓时，络咖山的樱花正灿烂着。我在樱顶的老图书馆为高文强的新著写序，眼前簇新的打印稿似乎有一种春的气息;而我身后的藏书室，珍藏着20世纪20年代黄侃、刘永济的龙学旧著，珍藏着30年代武汉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文哲季刊》，上面载有郭绍虞、罗根泽先生的批评史论文。而1931年的春天，年轻的朱东润在国立武汉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他讲的第一句话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现时惟有陈钟凡一种……”

    2006年的春天，年轻的高文强博士也在武汉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我不知道他第一句话讲的是什么;但我可以想象他的第一个感觉:走进路伽山如同走进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的学术研究史。武汉大学的“中国古代文论”，是路如山文学门的品牌学科“三古”(古代汉语、古代文学、古代文论)之一，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整个20世纪，从黄侃、刘永济的《文心雕龙》研究到王文生的《中国历代文论选》;从吴林伯、罗立乾的六朝文论到程亚林、刘良明的诗学及小说理论，形成了血脉相承的学术传统。现在的武汉大学文学院，几乎每个教研室都有研究古代文论的学者，而且大多师出名门，有很好的学术渊源。20世纪80年代，全国有四个“中国文学批评史”博士点: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分别由王运熙、顾易生、王达津、杨明照、霍松林等先生主持;而这几位堪称“大师”的学界先贤。均有弟子在路枷山上治古代文论。而且，武汉大学也有了自己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博士点。我曾在一本书的后记里称路咖山是古代文论研究的“诗性空间”。高文强出道之初便生存于这一诗性空间。高文强是幸运的。

    路咖学人治古代文论，秉承章黄学派的朴学风习，谢彼虚谈，敦兹实学。而这也是高文强做学问的特点。记得是2002年秋天，我和高文强在保定参加文心雕龙年会，会后游五台山，我们缓慢地穿行于历代佛教的丛林，而高文强用更缓慢的语速讲述他的“六朝佛教与永明声律论”的博士论文选题。他秉香凝视，身边是游客的勿忙与喧闹，他却在聆听另一个世界的静穆与庄严。在这个用量化方法管理学术的时代，高文强其实还有别的选择;但他最终还是选定了这个难度很大而且出成果很慢的研究领域。言呐，心静，不慌不忙，不急不躁，能坐冷板凳，也甘坐冷板凳。刘娜说“人兴贵闲”，高文强这种性格是最适宜做古代文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