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通藏汉文化(2)

    解放后，这项工作得到了党和政府的支持。一九五八年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曾组织他率领大辞典编写组到拉萨收集资料，为他开展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时，他已近古稀之年，途中经过西安时，一位负责同志担心他年龄太大，体力不支，执意劝他回去，张怡荪却说:“我感谢组织关心，但受科学院之命，如果完不成编纂辞典的任务，我可负不起这个责卫”最后，几经磋商，这位负责同志还是让他到拉萨去了。西藏地区给编写辞典工作提供了方便条件，过去不易见到的资料都找出来了。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在西藏党政领导的关注下，他和编写组同志收词包括政治、法律、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文法修辞、历史、地理、医药、历算、文艺、乌拉制度以及社会习俗、生活用语等三十二项，完成了大辞典稿本的四分之三。可是在十年动乱中，这本未完成的稿本竟被视为“大毒草”，受到批判。粉碎“四人帮”后，张怡荪以垂暮之年，再次受命主编《藏汉大辞典》。此时，五十年的宿愿才实现了。他感到自己的晚年更有了寄托，更有了奔头，更加孜孜不倦地工作。一九七八年十月，终于编成了《藏汉大辞典》(征求意见稿)并于一九七九年付印出版。

    回顾编纂《藏汉大辞典》的五十年历史，张怡荪深有体会地说:“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使自己为实现沟通藏汉文化作出一点微薄的贡献。也只有在粉碎

    四人帮后的今天，才能实现自己的宿愿。”他说，明年正式出书，自己不过八十九岁，一定能见得到的。现在，他已把自己珍藏的两部《甘珠尔》、一部《丹珠尔》以及几百册藏文典籍捐给了四川民族研究所，让更多藏学研究者阅览。他寄希望于年轻的一代。

    结束访问时，我们深深感到:“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是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使这位年近九旬的老人有了一个闪光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