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关的一个体会是，加拿大的学术研究界缺乏美国式的战略思维。多年来，在与美国学者、外交官及军界、智囊的接触中，常常感到他们确实是从超级大国的思维定势出发，从维护美国现有的超级大国地位出发，而谈古论今，并提出一整套相应的理论框架，他们的话题涉及的领域不但广泛而且颇有深度，往往具有战略性。在美国我们有一批中国问题专家的同行与朋友，如原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兰普顿、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主任傅高义、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等等。当然，美国方面的许多设想也往往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战略视角，例如在对待中美关系问题上、在如何看待中国的问题上，就往往没有站在应有的战略高度。但是无论如何，我感到，美、加学者与外交官之间是存在有一定的差距的，这两个国家毕竟国力不同，他们在国际上所追求的目标也有差异。例如，加拿大的一个国际研究机构有一个香港研究项目，可是它不是像美国那样研究香港在中国发展及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也不是研究香港间题在中美、中加关系中的角色转换等重大问题，而是仅仅借助香港某家族的捐助而为其立传。

给我的一个明显感觉是，加拿大的中国研究没有美国那样下功夫。我在多伦多大学与约克大学系统地选听了4门国际关系方面的研究生课程(东亚国际政治经济学、当代战略研究:地区安全与冲突处理、社会体制的转型:后冷战时期考察及中国外交)，也参加过不少有关的Seminars与学术活动，连蒙特利尔银行总部举行的“东亚金融危机”早餐会、加拿大驻华大使及驻新西兰大使在国际问题中心的早餐报告会等，我都按时前往。除了练习听力外，也参与英语口头表达，在众多的国际学术交往中锻炼实际英语能力，曾与加拿大的一些教授、学生就中国问题展开过辩论，如对中国国内改革、对台海局势、对美国“五·八炸馆事件”、对美国发展NMD与TMD计划等的看法等。但总的感觉是，即使在相当有名的大学及国际问题研究机构里，也缺乏专门的对当今中国事务的深人研究，与我曾接触过的美国D. C.(首都华盛顿)学术圈的氛围大不相同。按说创建于1827年的多伦多大学(1851年由金斯学院改为今名)是享誉盛名的学府，该校的招生简介中将其列为“加拿大第一”，该校教授在Hart House的一次学术交流会上对我说，多大在加拿大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北大。可是多伦多大学东亚系的中国研究，主要是历史、文学、语言方面的项目，几位在读博士生无一选择现实问题的，多是关注“红学”、宋词等。刚刚庆祝建校40周年的约克大学，是一所多学科、高水平的综合性大学，也仅设有东亚研究项目，把中国与日本、东南亚甚至韩国并列。在1999年4月朱总理访问美国前后，美国的舆论界、学术界显然把这一重大事件作为热门话题进行炒作，而加拿大方面却显得较为平静，相比之下，多伦多的“民运”、“台独”及“藏独”势力反而借机活动起来。这期间，我曾自费到加拿大外交及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