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局限于笔墨(2)

    使我首肯的，朋友们的说法道着了一个事实，我的散文，确实跟我的聊天有关。过去，我平时的话并不多，从不喜欢在人前高谈阔论。是“文革”教会了我思想，有了思想就想一吐为快。机会终于来了。三中全会后，开始平反，昭雪冤、假、错案。到1979年春节前后，在我当时生活的那座小城里，群众的政治热情高涨到极点。从家庭到社会，从亲友相聚到公开场合，人们所谈论的热门话题无不与“三案”有关。我发现人们跟我一样都有那许多话要说，说也说不完，说到激动处，甚至掷杯投著，涕泪横流。我便是在这种环境和气氛的感染下写起散文来的。我经常于夜深人静，将日间所见所闻，将我自己说的和别人说的，有选择地漫笔为记，并敷衍成文。由于这种取材方式，口头语言便直接影响着书面语言的形成。我也有意识地在遣词造句中寻求一种娓娓而谈或慷慨陈词的艺术效果，希望读者能忘记捧在手中的是我的文章而如直接面对着我本人—一个聊天者，一个发言者。

    直至现在，这仍是我对于散文语言所努力追求的。如果读者能从我的文字中辨出我的语调，看到我的神色、我的手势，甚至能发现我特有的“语病”。进而诊断出我的心病”!那大概也就是我所期望的语言的笔墨化了。

    当然，一个散文作者，不能被局限于一副笔墨:应有几副不同的笔墨供他自由挥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