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前校长：平均主义让中国大学千校一面(2)

这造成了一定的弊端：学校的老师们只要对政府负责，就可以得到更好发展。高校的管理模式是实现政府的需求。如果把政府的管理体制移植到大学来管学术，这显然很不科学。“大学本来就是比较松散的学术共同体，教授的地位也应该比别人高。”

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时，刘经南“经常比较郁闷”。他发现，每当学校要提拔一批干部，有些岗位在校内公开竞聘时，很多做学术的教师，包括一些有名的教授也来竞争这些行政职位。

这些教师的想法让刘经南很诧异。

他们说，获得这个职位后，他们就可以更好地工作。身份既是教授又是处长，到外面去办事更方便，“因为社会承认处长不承认教授，这样他们才能获得更多资源”。

刘经南说，这就是中国高校行政化的弊病，使得教授不能安心治学。

所以他后来觉得一定要打破这种体制。大学是一个学术的松散共同体，应该让教授去自主发展。“衡量学术主要靠教授，而不是行政化的体系。”

行政化体系的专业壁垒影响学科创新

过去，学校要举办一个活动，因为没有钱，需要一级一级打报告等审批，“招多少人收多少费，把这些管得细细的”。

刘经南认为这影响了学术自由，如果打破院系结构实行“教授自治”之后举办纯学术活动就比较方便，要相信教授们能在法律框架内举办好学术活动。

首先需要的是打破院系结构。

刘经南说，院系结构是以学科为背景组织的。而新的研究型大学要解决人类面临的社会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是要面向需求来设置架构体系。这种变化体现在，这段时期可能是这个专家在负责，负责人并不是通过固定的换届来更替，而是通过问题的导向发生变化。

刘经南形容这种专业变化犹如变形虫，其发展是网络化膨胀的，是非线性的。

而行政化体系下的高校专业设置是面向学科，面向专业，面向职业。这样的结果能使专业和学科形成稳定性。长期的稳定就形成壁垒，形成行政化体系的专业壁垒、院系的壁垒、学科的壁垒。它的发展是线性过程，影响了学科发展的创新。

刘经南认为，高校的资源分配不能搞“平均主义”，而应该向特色优势学科集中。

他说，中国的平均主义根深蒂固，所有院系都想获得最多的资源，互相攀比，按人均、生均，这都不太科学。由此造成的中国大学千校一面，同质化现象很严重，“显示不出特色和优势，产生同质的竞争是最惨烈的”。

昆山杜克准备走美国私立大学的运营模式

社会上关于中外合作高校的非议之一就是认为中外合作高校是借国际名校在国内圈钱，刘经南认为“这是极大的误会”。

他说，作为非营利性的大学，昆山杜克每招一个学生的培养成本是6.5万美元，学生学费是2.3万美元，还有很多学生可以拿到奖学金。

这其中的差额都是由昆山市政府和杜克大学来填补。基本比例是学校出40%，政府和杜克大学各出30%。

刘经南以西交利物浦大学和宁波诺丁汉大学两个学校为例，这两所学校学生规模有七八千人，刚过盈利点，学校略有盈余。这些盈利只能维持学校的发展，学校也不能赚学生的钱，只能拿这些钱更好地为学生服务。

不同于公立大学的运作模式，昆山杜克大学目前采用的是美国私立大学运营模式，成立基金会，并获得一些捐款。他们准备以创新的方式来运作捐赠的基金，获取可持续发展的财力支持。

这一模式在国内刚开始，因为在中国的捐赠还没有美国的成熟和普及，所以，刘经南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保证学校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