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生班主任工作漫谈(8)

我想，在人世间，尽可能人与人不要斗起来，不要对立起来，这样对双方都有好处。

文革中我这样说，便被批判为“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现在也仍然有左得可爱的人，说我阶级斗争觉悟不高，说“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是纵容了阶级敌人。我总想，对正常的人来说，我们日常接触到的，基本都属于好人，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大家忍一忍，让一让，相互都会变得比昨天开阔，有缺点的人也会受到感动。如果对周围的人非要立足于追究整治，不依不饶地无情斗争，那就容易把好人也逼成阶级敌人。文革中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沉痛吗？

有的做出成绩的青年班主任，很难过地同我谈心：“我们也愿当班主任，愿搞改革。搞班级管理做出了成绩，起初很高兴得到了肯定，受到了褒奖，但紧接着嫉妒来了，闲话来了，谣言也来了。我们真忍受不了这东方式的嫉妒。魏老师您说，我们该怎么办？”

我真不知告诉他们该怎么办，我只好讲自己挨批判、遭嫉妒的经历。讲自己尽可能容难容之人，尽可能化对手为助手的观点。我想，在东方式的嫉妒最近几百年不可能根绝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够通过改变自己的观念，求得心理的平衡，以不耽误自己的工作。倘若真的跟低层次的人斗起来，那不仅会耽误自己前进的路程，更可悲的，会降低自己的人格。因为在通常情况下，跟低层次的人争辩，你需用低层次的观念、低层次的动作表情，以及低层次的语言，才显得相称。你愿意这样做吗？

独木桥上两人相遇，谁也不肯相让，不愿先退回来让对方过去，于是两人在桥中对立着，坚持着，都想当胜者，其实此时，他们已经都是失败者了。首先他们都已成了鼠目寸光、低层次的人；其次，他们都已失去了想要得到的东西——抢先过去的那段时间，并且不知已失去了几倍于那段抢先过去的时间。

节省互斗的时间，应该是人们研究的生活艺术。

五 多学习，少批判

1979年，我开始搞班级管理自动化的实验，引导学生增强自我教育能力，引导班干部管理班级。我的好多事务性工作都由班干部去做了，同学们很高兴，班级凝聚力明显增强，纪律好起来了，学习成绩提高也较快。

我大部分时间忙于全校学生的思想教育、纪律管理，班级工作大部分由学生做，效果尽管好，个别专家却来指责：“这符合凯洛夫的‘三中心’吗？这么搞还要老师干什么？”

人家批我，也触发了我那根批判的神经，于是也批判人家。我说：“凯洛夫是苏联人，没有教育实践经验，写完了《教育学》之后才当了一年中学校长，为什么他写的书，过了这么多年，我们中国人还非要奉若神明不可呢？”

为了使我的批判有理有据，我确实用了不少时间，浪费了不少精力。待到自己批判累了，还耽误了不少正事时，才猛然醒悟：自己文革中得的“批判病”又犯了。

文化大革命中，《人民日报》曾发表过《七亿人民都做批判家》的社论。于是乎一些喜欢批判的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上蹿下跳，四面出击：天地君亲，江河山川，花鸟草虫，古往今来之人，国内国外之事，几乎无所不批。大字报铺天盖地，帽子棍子充斥人世间的各个角落，直批得是非颠倒，黑白混淆。

其中一些以批判家自居的人，实际是一群迫害狂、嫉妒狂。自己写不出像样的东西，便拼命批判别人的作品；自己不会搞什么像样的建设，便千方百计对别人建设好的东西进行批判。这倒很像非洲的一种树，永远长不成材，但毒性很大，也不许别人成材，在它周围数尺之内，寸草不能生存。

遗憾的是，不仅仅几个批判家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做人的意义，更有害的是一些本来善于做实事、善于学习的人也被“做批判家”的口号所毒害，沾染上了“凡事批三分”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