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是哪些公司不愿意请四大呢?
夏立军:国有和民营、东部和西部有差别,越是往西,越是地方国有企业,越不愿意请大的审计师审计。
也有人说当地审计师可能更了解当地的企业,更容易监督企业经营,这是一种正面的解释。但我们发现,企业请本地的公司做审计,往往拿出的审计意见还是更正面一点。
审计师的独立性来自于市场激励,如果大家对高质量的审计有需求,就会向市场发送信号,审计师也会提高水平,因为有价值。但如果审计师觉得,提升质量不光没有好处,还会丢失客户,在经济上的动力就不足。
新京报:这是不是说明,中国上市公司有很强的造假动机?
夏立军:中国股市的造假收益太高,成本太小。像绿大地这种极其严重的情况,无非就是几年一关就出来了,但造假的收益巨大。
很多人说A股IPO是造富机器,造富机器背后可能的代价是什么呢?最严重的可能就是坐几年牢,这种损失和代价是很少的。
股市监管大的框架还没搭起来
新京报:你是否认为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管不够严格?
夏立军:在美国,公司造假投资者可以集体诉讼,可能让相关责任主体赔得倾家荡产,而且起诉时,法院会比较保护投资者,有严厉的法律,上市公司的高管就要小心谨慎了。
安达信曾是全世界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就是因为安然公司的财务丑闻而倒闭了。安然事件之后,美国社会反思,到底是在哪个地方出现了问题,是不是安达信审计安然公司的年数太长了,变得不独立,是不是提供的咨询服务和审计有冲突等等。
2002年,美国颁布了《萨班斯法案》(SOX法案),这是1933年之后,美国影响最深远的商业法案,禁止审计师同时提供某些咨询服务,一个合伙人签下客户超过五年,就要强制更换等等。
新京报:在万福生科、绿大地出事后,国内资本市场监管方面是不是更加严格了?
夏立军:严格了一些,但中国与美国不同,美国的问题可能是存在一些漏洞,大的框架没有问题,而中国是大的框架还没有搭起来。
美国颁布SOX法案之后,当时中国证监会也做了一些改革,反应很快,把SOX法案结合中国的情况,很多条款也推行了。比如,要求签字审计师在连续五年审计一家公司之后,第六年必须换一个审计师,但这我个人觉得,这些都还是治标的办法。关键的问题是,能否高比例地发现上市公司财务造假,能不能严厉处罚。
现在上市公司总体上造假动机强烈,投资者又不能很有效地起诉上市公司,也没有动力揭示上市公司造假,一旦买了这个公司股票,还不如隐瞒公司的虚假陈述。如果说你买了股票,一旦因为公司造假引起亏损,能够得到容易的、合适的赔偿,那么他就有动力揭露公司造假。
新京报:“大的框架”具体指什么?
夏立军:总体上说,就是立法、执法、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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