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清时：南科大五年 艰难的改革(2)

今年3月，南科大首届教改班仓促开课

作为一所历经3年才被批准“筹建”的大学，招生就是一步迈不过去的坎。“按照制度，从筹建到正式建校招生，需要1到5年时间。再从专科开始，升到本科，一步步申请硕士点、博士点，办成一所研究型大学，至少要二三十年。”朱清时说。中间也有和香港科技大学联合办学、中科大协助招生等方案，但都不了了之。“比如联合招生的学生规定必须是中科大学籍，那我们改革实验的意义就很小了。”朱清时决定“自主招生，自授文凭”，进而绕开高考及背后的整个教育体制。

南科大和朱清时的改革者形象赢得了外部舆论的支持，但曾加入这场改革实验的朱清时老友、物理学家陈应天对本刊记者说，“朱清时是一个战略家，但战术上需要人辅佐。改革是寻找更完善的更具可行性的方法来替代，这一次，朱清时太急功近利。”

因理念不同撤出南科大核心团队的香港科技大学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在发给本刊记者的公开信原件中指出，这些喧嚣的改革口号严格来论，也是哗众取宠的。比如，任何一流高校都有一个庞大的规范的专业的层次分明的问责清晰的行政管理体制，问题的实质是大学内部的行政架构和行政体制的角色定位问题，“去行政化”其实是个似是而非的伪概念，而“自主招生，自授文凭”也绝对不是高教改革的核心。他们说，臭名昭著的“西太平洋大学”与誉满全球的哈佛大学，最大的相同点是二者都有“自主招生权，自授文凭权”，最大的不同点是哈佛大学有一流的教授、一流的管理体制并提供一流的教育，而“西太平洋大学”没有。因此高校的“自主招生权，自授文凭权”只是“表”，而教授质量、教育质量、管理质量才是“里”。如果只争“自主招生，自授文凭”权，而避谈如何提高教授质量、教育质量和管理质量的具体措施，则无异于只追求教改的形式而忽略本质。

在张克科看来，南科大面临着和当年深圳大学类似的问题，“南科大的创新和当初深圳大学的改革创新不是一样的吗？20年之后深圳大学走过的怪圈，如今的南方科技大学能不能走出去？”

事实上，如今被视为失败案例的深圳大学在建校之初颇有突破，甚至是当年邓小平口中“深圳速度”的代名词。1984年1月，邓小平视察深圳，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的梁湘指着南山后海湾一片空地对他说：“我们将在这里建深圳大学校园，今年秋天就可以上课。”

某种程度上，如今南科大的创建条件还不如深大当年。深圳大学创校校长罗徵启对本刊记者说：“1983年初深圳向中央提交建大学的报告，5月就得到批复，也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还有清华大学一批人的协助。这次南科大等‘准生证’就用了3年多，我也觉得很奇怪。”

在罗徵启看来，“黄灯”不是坏事，意味着还有很大改革空间。“比如当年我们想给高校职工办一所夜大学，可是报上去广东省高教局没批，我们就想了另一个名字，‘半工半读高等专科学院’，对教育局辩解说，这个不是夜大学，在教育序列里没有的。但实际中采取‘宽进严出’，在毕业前增加一个综合能力考试，‘加锁把好出口’。一直到1987年第一期学生就要毕业了，但这个班还没有批准。这里离蛇口开发区很近，照袁庚教的办法，这时李鹏总理第二次来深圳大学视察，我又汇报了这个学院的事。他回去之后不久，省高教局就催我们办手续，一个多星期就批下来了。”罗徵启告诉本刊记者，“某种程度上，‘准生证’是自己给自己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