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学院副院长李海涛：大国崛起之一带一路

中国的资本市场从来不缺乏主题，从各种炒地图式的自贸区、一体化，再到诸如机器人、苹果产业链、新能源汽车这样的高科技概念，A股的主题轮动令人目不暇接，但“一带一路”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中国资本市场2014年以来最火热的主题之一。

所谓“一带一路”是所谓“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统称，前者由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于2013年9月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后者由其在2013年10月访问东盟国家时提出。之后同年11月12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一带一路”的概念正式官方化。在随后访问俄罗斯、蒙古、印度等国时，政府高层多次提及该设想并获多国元首政要肯定和支持，但截至此时，“一带一路”都仅仅是一个纸面上的符号。2014年11月，习近平在《联通引领发展，伙伴聚焦合作》讲话中指出，“要以亚洲国家为重点方向，以经济走廊为依托，以交通基础设施为突破，以建设融资平台为抓手，以人文交流为纽带，深化合作，实现‘一带一路’和互联互通”，并表示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随即资本市场的热情再次被点燃，交运、建筑板块大涨，多个中字头建筑企业接连涨停。

从范围上看，“一带”主要包括俄罗斯、乌克兰等东欧国家、蒙古、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和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一路”主要包括印尼、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埃及等非洲国家和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国家。亚洲国家占到“一带一路”的多数，这也与亚洲国家在中国贸易结构和对外投资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相一致。

与国内资本市场的热情相反，“一带一路”一经提出，迅速引起外媒警惕，并被冠以“中国式马歇尔计划”的称号，加诸早前提出的中国作为主要股东，有望于2015年成立的金砖国家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各种“中国威胁论”的揣测频频现于海外主流媒体报端。事实上，“一带一路”与马歇尔计划形似而神不似，而这一激动人心而又宏伟庞大的计划真正实施起来可能也是困难重重，但如果真的能够成功推行，对于中国和整个世界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马歇尔计划：形似而神不似

“马歇尔计划”官方名称为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由时任美国国务卿马歇尔于1947年6月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提出，计划的主要内容为援助欧洲复兴，夺取全球战略重点欧洲。随后欧洲16国于同年7月在巴黎成立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并于9月正式向联合国提出要求美国在4年内提供援助和贷款的报告。1948年4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正式签署《欧洲复兴法》，马歇尔计划正式施行。在1947年-1951年的四年间，美国政府向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16个在二战中遭受重创的欧洲国家输送了总额达130亿美元的原材料、农产品、机械、装备、燃料等。

虽然中国的“一带一路”相关具体方案尚未明确，但从之前政府官员的表态和口径，可以预计初期将主要以基础设施建设相关，包括交通运输、能源管线等，这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思路相一致，同时也是为后期更多的贸易、交流打基础。在马歇尔计划中，原材料、半成品、机械装备等占据了近一半的金额，因此可以看到，中国“一带一路”的初期和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在形式上非常相近，即以原材料和工业初级产品出口为主。

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二者在政治效应上存在巨大差异。马歇尔计划诞生的大背景是在西欧经济萧条下国内阶级矛盾的恶化，当资产阶级政府似乎无力应对濒临崩溃边缘的经济时，欧洲民众将希望寄托在共产主义身上，西欧各国罢工浪潮此起彼伏，从法国雷诺汽车工人大罢工，到英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的工人运动，很多共产党人已经掌握了政府中重要部门。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西欧各国政府开始向美国告急求援，美国政府意识到难以独善其身，才决意支持西欧的复兴与联合。

而马歇尔计划的经济援助其后也包含了政治因素，美国与各受援国还陆续签订了关于美援的双边协定。这些协定包括以下条件：由美国监督受援国的重工业；受援国放弃工业国有化，并给企业主以充分自由，以保障美国投资的安全；实施有利于美国外汇和外贸政策；还规定“美援”物资的百分之五十必须由美国船只运输等。从本质上来看，马歇尔计划的“施援”与“受援”和“一带一路”的交流合作、互联互通有着很大差别。

需求的故事

从动机上看，“一带一路”和马歇尔计划都旨在寻找外部需求，转移国内过剩产能。

对于马歇尔计划而言，外部需求主要来自于欧洲战后重建的需要，战前的西欧经济高度发达，谷物产量占世界27%，钢铁产量占世界37%，出口总额占世界24%，但由于成为二战的主战场，经济凋敝不堪，特别是德国、意大利等战败国，经济更是濒临崩溃，德国的生产水平几乎是战前的三分之一，亟待重建。

反观美国，在二战中本土并未遭受大面积重创，反而累积了一定财富，国内投资者有对外投资的需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在战争中由于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的需要，产能高速扩张，即所谓“战时景气”。随着战争的结束，政府购买减少，同时由于大批军人复员，军事企业民用化，如果此时产能发生断崖式下跌，则对于美国经济将产生不可估计的灾难式影响。

对于当下的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已经是大势所趋，房地产行业对于经济的支撑作用已经越来越弱，对于原材料和工业产成品的需求将持续萎靡。而在供给端，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天量信贷催生了大量初级工业品的产能，过剩产能的严重后果已经开始显现。

事实上，拿最为重要的中游行业——钢铁行业为例，从20世纪以来的长周期视角看，真正意义上需求推动的钢铁产量勃兴只有两次，一次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伴随着欧洲和日本的战后重建，而另一次发生在2000年之后，对应着中国经济的腾飞，期间钢铁总产量均保持平稳，即使是上世纪9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也并没有带动钢铁产量增速发生质的变化。因此可以看到，只有达到一定规模的经济体，才有可能真正催生大规模的需求。

那么对于“一带一路”，需求的故事有多吸引人？举几个简单的数字，从总量上看，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等重要参与者的GDP总和达到11,13万亿美元，超过中国。从增量上看，这些国家近5年来的平均经济增速超过5%，成长空间可期。因此，如果一带一路真的能够将原材料和工业产成品输送到这些国家，一方面能够解决国内的过剩产能问题，另一方面也能够帮助这些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帮助其经济腾飞，确实是一个诱人的双赢策略。

去产能之路：道阻且长

虽然有着美好的愿景，但这一去产能之路将注定崎岖。

首先，巨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也意味着当下的落后。在“一带一路”覆盖的国家中，人均GDP在50名之后的国家占近70%，同时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平衡，很多国家严重依赖于农林牧渔业，例如蒙古和中亚国家，也有很多国家严重依赖于采矿业，例如沙特阿拉伯，对于这些国家而言，中国意在化解过剩产能的原材料和初级产成品的出口贸易可能未必奏效。

“一带一路”国家的另一重要问题是国际收支情况较差，这些国家基本都是经常账户常年逆差，已经是“净进口”国家了，而其出口的原材料等大宗商品近年来都处于熊市周期，进口的能力有限。同时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较少，一旦发生债务风险，可能影响其偿债能力。此外，在这些国家投资的另一重要问题是政治风险，在与相关国家地方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违约，即即使投资项目获得成功，也未必能收到应得的收益。

最为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实质上也在进行着产能的扩张，谋求对外出口。以印度的钢铁行业为例，在2003-2013年间，印度钢铁行业产能从年产粗钢4,391万吨增长到年产粗钢9,957万吨，年均复合增长率为8.53%。根据印度政府的规划，到2025年全国钢铁产能将达到3亿吨，印度也将成为继中国之后的第二大钢铁生产国。

从钢铁企业来看，产能扩张也远未止步。印度钢铁管理局（SAIL）产能扩建和现代化改造项目已进入最后完成阶段，年产能将从目前1380万吨增至近2400万吨。世界第十一大钢铁生产商——Tata钢铁公司的产能扩建也接近完成，2015年年产能将从目前970万吨提高到1600万吨，其在建的年产能600万吨Odisha邦Kalinganagar钢厂一期将在明年3月投产。JSW钢铁公司年产能也将在2015年从目前1000万吨增至1600万吨。此外，这些钢铁企业还生成要进一步投资扩建产能。SAIL将投资2万亿卢比（330亿美元），到2025年粗钢年产能提高到5000万吨，Tata钢铁公司投资4000亿卢比（64亿美元），未来5年年产能将达到3500万吨，JSW投资1.32万亿卢比（211.2亿美元），到2025年达到4000万吨。

从进出口情况来看，印度的钢铁出口额逐年上升，高盛预测，印度可能在2014年成为钢铁的净出口国。

更为致命的是，2014年以来，相比人民币而言，印度卢比的汇率一路走软，这将成为印度钢铁出口的大红利，中国出口钢材的竞争优势也将被大大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