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注
到了清代,文字学有了很大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对《说文解字》的研究非常盛行,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一是校勘《说文解字),订正了宋以后传本的疏失,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二是解释许书的体例;三是疏证许书的训解,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引证经传子史来解释许说,并且从字形和字音两方面来说明字义,最有创见;四是说明古今字和假借字;五是根据《说文解字》的谐声字研究古音。清人开始注意到文字的谐声,段玉裁发明“同谐声必同部”之说,将《说文解字》的文字谐声系统与《诗经》押韵情况相印证,在考证古音方面创出另一种新的方法,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六是根据《说文解字》的文字谐声系统因声求义,并且把形音义贯串起来研究,形成新的语言文字之学的格局。其次表现在自乾隆、嘉庆时期起,金石学日盛,清朝官修的《西清古鉴》和《宁寿古鉴》著录的是官内所藏的钟鼎彝器,而在民间又不断有古器物出土,收藏家不仅摹为图录,而且研究器物上的铭文,古文字学也因此有了很大的发展,研究的对象主要是金文、石鼓文、古玺和陶器上的文字。
光绪年间,昊大激著《字说》,提出一些文字的新的解释,他又作《说文古籍糟补》,搜集了各种古文字材料以增补《说文解字》,为用古文字与《说文解字》箱篆相对照进行研究提供了方便,罗振玉有《殷文存》、《三代吉金文存》,搜罗甚富,为研究铜器铭文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王国维作(金文著录表),把前人书中已著录的钟鼎彝器都注明见于何书,学者可以按图索骥、检视原书。引起古文字学家更大兴趣的是商代甲骨文卜辞的发现,自清光绪二十五年在安阳殷墟发现甲骨文以后,古文字学转人了一个新的时代,王蛇荣、刘鸽首先搜罗甲骨,刘鹦还印出《铁云藏龟》一书,令学界大开眼界,孙治让开始辨识甲骨文,作《契文举例),后又作《名原》,罗振玉将他历年的收藏汇编为《殷墟书契》前编、后编印出,并作《殷商贞卜文字考》和《殷墟书契考释》,王国维作《哉寿堂殷墟文字考释》,又根据卜辞考证商代的先公先王,以古文字材料考证上古历史典制,成就独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