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名”的首创(2)
说明典型的全部内容(甚至不足以说明典型的主要内容)，更不用说典型的本质了。其二，这种摘取典型性格、行为、气质中的某一点进行比附的“共名”现象，在运用时是脱离产生典型的特定的历史时代、脱离特定的典型环境的。一个典型之所以成为典型，正是因为它深刻地反映着特定的历史时期里本质的某些方面。脱离生产典型的典型环境进行比附，也就无法反映典型的本质。其三，这种摘取典型的性格、行为、气质中的某一点进行比附的“共名”现象，多是从感性出发的。一个读者，他可以完全不理解典型的本质(甚至不理解典型的全部内容、意义)不理解(或不完全理解)产生这一典型环境，但典型的活生生的形象、某一性格、行为，甚至一举手、一投足、每一音容笑貌，仍然可以如见如闻一般被他感受到。因此，在一定的场合下，典型的某些东西就会在他脑子里呈现而被运用，借以说明某二问题。也就是说，所谓“共名”的现象，很多时候是处于文艺欣赏活动的感性认识阶段。由于这种种原因，就使得“共名”的现象不可能和典型的本质相联系，不可能反映典型的本质。

    也是由于上述原因，“共名”现象还有其不确定性的特点。一个典型(特别是成功的典型)的性格是丰富的，而读者在运用典型“共名”时因具体环境的不同，想借“共名”来表达的思想也不同，所以有时取其这一点，有时取其另一点。这样，同一个典型在不同场合里就被作为不同的“共名”使用着。这里试举几例。例如罗亭，既被作为言语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的人的“共名”；又被称为学识渊博、有辩才的人的“共名”，例如诸葛亮，他有时是“有智慧有预见”的“共名”，有时又当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诚”的“共名”，有时还当做“出师未捷身先死”、“壮志未酬”的“英雄”的“共名”；又例如堂·吉诃德，有时是“主观主义”的“共名”，有时却又是不理解时代、犯时代错误的“共名”；又例如奥塞罗，有时固然如何其芳同志所说是“妒忌”的“共名”，然而有时却又是“轻信”的“共名”。还有像列宁在他的著作里，经常喜欢运用谢德林《戈罗略夫老爷们》一书中犹杜希加·戈罗略夫这一“共名”，但在不同场合下，这个犹杜希加的“共名”都有不同的含义；毛泽东同志刘孙悟空这个典型的运用也是如此，有时作为反面事物的“共名”，有时作为正面事物的共名。这种种情况说明了“共名”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的特点，就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共名”现象并非和典型的本质相联系，并没有反映典型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