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的礼帽与总统的手杖

    曾听人说起潘光旦掣瞿一件轶事。潘先生腿有残疾，在国外访学时，有一次拄着手杖上街，将手杖和礼帽(帽口朝上)放在脚边，打了一会吨。待潘先生一觉醒来，发现礼帽里已盛满零钱。

    我把这故事讲给一个在电视台工作的朋友听，他擅长“画面思维”，将故事的场景放在本埠街头，并用“蒙太奇”的手法给这个故事换了一个结尾:待潘先生一觉醒来，发现礼帽与手杖都不见了。

    没过多久，本埠报纸刊载的一则社会新闻，便印证了我朋友的“置换结尾”并非杜撰。本埠乃辛亥首义之地，市中区有“民族”、“民权”、“民生”三路，其交汇处有一尊孙中山大总统头戴礼帽手拄拐杖的铜制塑像。在某个炎热的夏日，总统的手杖被人卸走。

    盗走总统的手杖，比顺手拿走教授的礼帽，难度要大得多。报纸没有披露细节，我不知道盗贼如何攀上四米高的基座，又如何强行夺走总统的拐杖。他不认识孙中山?也没听说过辛亥革命?

    不过，我敢断言，卸走孙中山手杖的盗贼，绝不认识潘光旦，更不知道潘教授终其一身，都在致力于“优生教育”的研究。潘先生是大学者，孙先生是大总统，两人有相同的目标:提高国民素质，振兴我中华。两位先生的在天之灵，若得知“卸手杖”一事，该作何感慨?

    改革开放，国人得到了许多，也失去了许多。口袋里的钱或多或少.与为人之“格”或高或低，似乎并无必然联系。无论要实现多少个“现代化”，最最要紧的是人的“现代化”，是提高国民受教育的程度，提高每一个市民作为“人”的“格”或“度”。

    人可以创造风景，也可以杀死风景。就在离孙中山塑像不远的繁华街区，有一长排磁卡电话机，看那些使用电话的都市人，衣着时髦，态度优雅，构成一道别致的都市景观。谁知道“好景不长”，近十部磁卡电话无一幸免，一个个伤痕絮累地吊在那儿，与大马路上那些扭曲的栏杆、无盖的井口一道，向着过往行人无言地诉说着什么。来去匆匆的都市人，能否听得懂它们的语言?

    (附记:笔者近日专程去抢仰孙中山塑像，发现孙先生的手杖失而复得，为了防止再次被窃，祠手杖被牢牢地焊在孙先生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