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生态脆弱地区生态移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2)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为了解决广大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实现80年代初的“满足人类基本需要战略的”扶贫战略，在80年代中后期的以大量资金，物资输入为主的救济式扶贫向贫困地区的经济开发，发展区(县)域经济，确立支柱产业的开发式扶贫模式，90年代中后期的实施的以绝对贫困人口，贫困乡、贫困村为直接对象的扶贫攻坚的扶贫模式，使西南地区的贫困人口发生显著的变化。云南省的贫困人口已由80年代中期1200多万人减少到90年代中期的700多万人，再减少到2000年的405万人。贵州省的贫困人口由此来看80年代的确1500万减少到90年代中期的1000万人，再减少到2000年的300多万人。
剩下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多分布在老、少、边、穷等扶贫难度大，脱贫困难的自然条件恶劣，经济落后的高山峡谷、喀斯特地区、高寒山区、干热河谷和生态退化严重地区等地区。要解决这些地区和人口的脱贫致富奔小康和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对该地区的扶贫模式进行创新，创新之一就在于对居住该地区的生态脆弱地带的贫困户进行生态移民.通过生态移民，让他们脱离原来的生产生活传统或方式的影响，改变其落后的或与迁入地相矛盾、冲突的生产运行机制和生活方式，采用适合当地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等。四川省的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369万人到2002年的230余万人，其中生活在偏远、交通闭塞、资源匾乏、生态环境恶劣、脆弱地区的贫困人日约100余万人，四川藏区中居住在生存条件恶劣的高山、半山的农牧民约30万人，居住的地方大都是生态环境脆弱、交通闭塞、信息匾乏、生产力低下、气候恶劣的高半山地带。四川藏区的贫困人分布比较分散，并且大多居住在金沙江、雅碧江、大渡河、峨江的干流及其支流的两岸和河谷地带的半高山区，基础设施、交通、电力、通讯、卫生医疗保健、教育、科技文化等方面十分滞后，其地区的生产方式极其单一，生产力水平低下。这样的生产生活方式，很容易陷入“越开发越穷，越穷越开发”的恶性循环之中。要摆脱这种恶性循环，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生产生活模式，使生态系统恶化的趋势得到根本遏制，实现生态环境状况明显的改善。
(三)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等林业工程的需要
西南民族地区作为天然林保护下程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重要地区之一，在全国居于极其要的地位，它的实施效果如何，对长江流域、南、北盘江流域(珠江流域)、澜沧江流域、红河流域、怒江流域、瑞丽江流域的中下游地区以及全国的生态系统的恢复和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改善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如四川藏区的林地、草地面积占其总面积7既以上，其中草地面积占了56.6%。人们过去大规模的掠夺性的采伐原始森林，使森林覆盖率大幅下降，交通便利的地方和河谷地带的森林己经砍伐殆尽，造成森林上限下移，下限上移，使千早河谷数量上升，气候逆转自然灾害增多等.四川藏区中占地面积最多的草场由于长期不合理的放牧，使其长期处于超载的状况之下:不重视草场的建设，鼠虫害和“三化”的面积不断上升，加上湿地围垦，草原开荒，滥挖药材，乱采资源;经营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原因，使得草原地区地生态系统处在崩溃的边缘，该地区的生物多样性、环境的自我恢复能力受到严重破坏，造成草地沙漠化、碱化、退化的速度上升，导致该地区的生态系统被破坏，如风沙天气增多、“三化”面积的增多和水土流失的加重。
(四)实现“三个转变”，促进西南民族生态脆弱地区跨越式发展的需要
“三个转变”，即资金向资本的转变，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变，劳动力向人力资本的转变。实现三个转变，推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改革，是西南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思想保证。从西南民族生态脆弱地区自然、社会和民族文化资源优势、区位状况和交通状况等来看，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具有优势而言的是那独特的人文景观和雄伟奇特、多姿多彩的自然景观，如藏传佛教文化、红军长征故地、民族文化走廊和冰川、雪山、原始森林、高山湖泊以及珍稀动植物资源，如大熊猫、金丝猴、白唇鹿、羚牛(羊)琪桐、秒锣、苏铁、银杏和丰富的野生菌类、野菜等绿色食品。要使这些优势资源得到开发，转化为经济优势，就必须保护好该地区自然、社会和人文环境，从而实现西南民族生态脆弱地区跨越式发展。
四川藏区要实现跨越式发展，需结合到该地区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和地理优势以及国内外的市场需求，大力依托上述资源发展旅游业、特色农业、畜牧业及其加工业、服务业等二、三产业，只有这样，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实现四川藏区的跨越式发展，摆脱当前落后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