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昌龄诗校注
《前言》摘要
王昌岭是盛唐杰出诗人之一，但其诗集历宋元明清，迄未有人校点注释。顷闻台湾《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集刊》载有萧仁货所著《王龙标诗校注》目录，为该校硕士论文之一。然是文既未载于集刊，大陆学人则亦无从得见。笔者材钧弩胎，而有撰写毕业论文之女，不揣浅陋，思竭掣瓶，笺释少伯之诗。八0年秋，初稿甫成，不意忽于北京得见台北文史哲出版社七三年十月版《王昌龄诗校注》，著者李国胜。初颇以可供参资为幸，粗略翻阅，乃大失所望。盖其成书殊为草率：校勘则罗列异文，于是非去取，一无主见；辑佚则真伪莫辨，有他人之诗，误具入集，的系佚作，反而漏收；书前所载昌龄传略，于诗人生平，略无发明，且多讹外。至其注释，谬误益移。如：注《秋山寄陈说言》，不知陈境言为少伯同时人名，而释“说言”日：“正直之言也”；注《留别伊阉张少府……》，不知“孟阳”乃晋人张载之字，而释云“正月之异称也”《洛阳尉刘晏……》不知题中‘天宫寺”为东都佛寺，而竟据他本误作“天官寺”，谓在“直隶定兴县东，，注《奉赠张荆州》，不知张荆州即荆州长史张九龄；注《武陵田太守席送司马卢溪》，不知所送者为卢溪太守司马氏，而以司马为官名，卢溪为姓字。凡斯种种，举不胜举。遂使庸才末学之人，反增信心，焚膏继导，终成是编。
拙著《王昌龄诗校注》全文约十七万字，编次悉仍《全唐诗》王昌龄卷之旧，分休次为四粉。卷首为前言(即《试论王昌岭生平及其诗》)，为儿例。卷一(页1 -143)为五古39一首；卷二(页144-254)为五古28首，七古7首；卷三(页255---297)为五律13首，七律2首，五排4首；卷四(页298-470)为五绝14首、七绝74首，残句32题。凡收少伯诗完者181首，残句32题。附录一(叮471一一479 )，为他人诗误编入昌龄集者，凡4首：附录二(页480-489)为同时诗人有关昌龄之诗，凡15首；附录三(页490-518)，为丛说，系荟萃自唐至清历代论者对昌龄其人其诗之议论品评，凡50余则。以学校印刷条件所限，仅前言、凡例、卷二及附录三得以付印。笔者在校注部分所做的主要工作是：
一、辑补。昌龄诗集，今存单行者有明正德己卯勾昊袁冀刊本、明铜活字本；收入总集者，较早的为明黄贯曾《唐诗二十六家》本二卷、明朱警《唐百家诗》本三卷，皆非足本。如朱警据勾吴袁翼刊本收入《唐百家诗》者，仅131题146首。《全唐诗)卷--四0至一四三所收最为完备，然仍有造佚。今据《唐写本唐人选唐诗》辑入《城旁(曲)》、《题净眼师房》，自《韵语阳秋》辑入《四时调玉烛》残句，自《着溪渔隐丛话》前集所引《高斋诗话》辑入《梅诗》残句，据日本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辑入《寄欢州》以下残句”题，伸此本成为迄今最完足之本。至于《博异志》所载昌龄上马当山神一绝，以系小说家言，不足为据，故弃而不录。
二，校勘。《全唐诗》所载昌龄诗，编者虽谓当日曾以“内府所藏全唐诗集”参校，然校勘仍有粗疏之处，未可尽据。如《塞上曲》“橄马。为‘翰马，之误，《郑县宿陶太公馆中……》，题中“太”当作“大”，《巴陵送李十二》‘摇曳”当作‘摇税”之类，亦难备举。笔者今参酌诸别集总集，悉为是正。各“本异文，择善而从，写入正文，并作出校记，夹注于正丈之中。
三、考辨。《全唐诗》王昌龄卷收诗虽最完备，但亦有一诗而互见其他唐人集中者。其凿然可辨为他人所作者，笔者即自昌龄集中抽出，并粗为考辨。如‘酬鸿护裴主薄……》、《淇上酬弗据……》之当归高适，《赠宇文中丞》之显非少伯所作，诸如此类，皆为剔除，仍附编卷末，以备查检。
四、系年。昌龄诗太半难于系年，但亦有少数可系年，或可指出写作之大致时期者，今虽依《全唐诗》按体编次，但遇有可系年之诗，如《代扶风主人答》之作于开元十三年冬，《寄陶蒯使》之作于天宝九载春，《笙镇引》之作于贬龙标时之类，则悉在题下说明中注明。
五、说明。凡诗题涉及舆地、职官、时事，诗人生平、交游及其他需说明者，均加说明，标以X，次于各诗正文之后，注释之前。
六、注释。是编对少伯诗全部作了注释，力求简明准确。诗句用典用事者，力求结合诗意作注，尽量避免旧注徒然抄摄群书征引词语出处的烦琐方法。然征引原书于笺释典故、词语反为简明者，亦不废征引。遇有虽解词语而句意仍欠分明者，兼亦疏通大愈。至个别词句，笔者所不解，则付之朗如，未敢强为索解。
七、评笺。历代论者、注家关于昌龄诗之议论为某首某句所发而可采者，均采攘之，附于各该首诗注释之后，以为读者理解此诗之助；非为某首某句所发而亦可采者，则编入“丛说”以为附录之三。凡计采书数十种，得百余则，庶免研究王诗者翻检之劳。
八、汇集。与昌龄同时诗人如孟浩然、王维、李白、李顺、岑参、裴迪、常建等人有关昌龄之诗，有助于知人论世，因悉为辑集，附录于校注之后。
卷首并有前言，全文二万七千字，题为(试论王昌龄生平及其诗》。第一部分对昌龄生卒、籍贯、家世。科第、交游、仕展进行了全而的探索。文章吸取了建国后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裁以己见，给诗人的生平思想划出了大致的轮娜。如关于昌龄生年的推侧，较傅效珠说晚四年，举博宏科及为校书郎、把水尉的时间，不同于谭优学，定贬龙标之年在天宝六、七载，而抵龙标之时在闻贬命后次年春日，等等，都非照摄他人成说，而包含一得之见在内。文章还分析了昌龄热爱祖国、关心政洽、揭望建功立业的思想，注意到他的傲岸、顽强、乐观的性格对他的创作的影响。
文章第二部分对昌龄边塞戎旅、妇女生活和赌别酬答这三类题材的诗作了全面的分析和评价。笔者注意到昌龄为盛唐边塞诗派代表作家这一事实，着重论述了其边塞诗的写作背景和思想意义。笔者试图用辩证的方法解释昌龄对战争所持的又歌颐又基尽的态度，认为这是当日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矛盾的表现，不同意将这种矛盾的态度对立起来，割裂开来，以至认为诗人先前“欣颐了不义钓扩边战争”，后来在现实的教育下始翻转变”为批判“不义战争”的两段论说法。文章还注意到上述三类题材以外、通常不为人所注意的其他优秀诗作，同时也指出了少数作品中的封建性糟粕。
文章第三部分对昌龄i寺的艺术性作了分析，结合例证指出其艺术特色在于：(一)含蓄深厚，细腻绵密；(二)长于比兴，形象鲜明；(三)语言清新洗炼，多用白描；(四)意境风格的多样性；(五)“声峻”。笔者还着重分析了造成昌幼诗含蓄美的多种原因，以及他运用比兴的特点。
文章第四部分，追溯了自唐至清，历代论者对昌龄的艺术成就及地位的评价。最后指出，把王昌龄里于开元天宝这一确定历史条件下衡量，他毕竟不是堂宇宏奥，博大情深的大家，而是偏长独至的名家。他的艺术造诣不够全面、均衡，从创作的盆和质、思想和艺术成就的总和来看，他不仅不如有的前人(如司空图、翁方纲)所说可与李杜V足，而且较之王维、高、岑，亦难于比肩。文章最后指出昌岭对唐代诗坛的主要贡献在于七绝方面，正是七绝方而的特殊成就奠定了昌岭在唐诗发展史上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