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碑》云，子昂文明初，年二十四，是其必生于661年。后复云，子昂享年四十二，卒于居父丧时。今考：子昂《陈公墓志》日：父丧圣历二年(699)七月七日。据《旧唐书·张束之传》、杜佑《通典》卷八十七载：其时丧制：“三年之丧，二十七月而几军。”由699年7月7日顺推二十七月，丧除在701年10月。即以701年10月逆推四十二年，则生年当为。以此观之，《赵碑》前矛后盾。《罗谱》只操《赵碑》前矛，不顾其后盾，此可疑者二也。

子昂有《三月三日宴王明府山亭诗》一首，从《全店诗》卷七十二孙慎行所作序可知，其时在680年3月，地在东都洛阳。《罗谱》云子昂681年始出蜀，东入咸京。此与子昂行事抵悟不合者一也。

子昂《堂弟孜墓志铭》云：孜亡于693年，时三十五岁。今依《罗谱》子昂生于661年推算，693年子昂方三十三岁，少孜两岁，何以称孜为弟?“弟”“兄”颠倒，长幼乱齿。此抵悟不合者二也。

子昂《昭夷一子碑》云，赵爽固卒于696年。赵卒后，宋之问写诗给子昂、卢藏用，以表伤悼。卢藏用有诗还答，其诗题日：“宋主薄鸣皋梦赵六，予未及报，而陈子云亡。”诗句日：“鸣皋初梦赵，蜀国已悲陈”。又：《旧唐书·卢藏用传》称：子昂、贞固“二人并早卒”。据此可知，陈卒距赵卒未久。《罗谱》定702年为子昂卒年，距赵卒已隔六年之久。此抵悟不合者三也。

《别传》、《赵碑》、《新唐书·本传》写子昂卒时：或日：“哀毁，杖不能起”；或日：“尚庐墓侧”，或日：“每哀拗，闻者为涕”。此皆可证子昂当卒于父卒不久。若依《罗谱》子昂卒于702年之说，其时子昂已服阅。杜佑《通典》曰：服阂“如其平常”。《罗谱》所云子昂卒期，与上述诸家所记卒时情状不符。此抵悟不合者四也。

笔者据唐人孙邀所撰《王公基志》及《旧唐书·卢藏用传》、《唐会要》、《太平广记》卷三百二十八所引《御史台记》，对《别传》中所提及的卢藏用、陆余庆、王无竞三人称谓作了考查，考得《别传》作于700年下半年。《别传》乃记述陈子昂生平之作，其作写于700年末，《罗谱》云子昂卒于702年，与《别传》作年，与《别传》所云卢、陆、王三人称谓不符。此抵梧不合者五也。

总之，笔若以“可疑一者”亡证了《罗潜》推算陈了昂生卒年时，所持论据之不可靠，以“抵悟不介六”一。四两则，揭礴了《罗普》与于昂生平行事之矛盾；以“抵悟不合者”二、三两则，揭露了《罗谱》与子昂社会关系之矛盾；以“抵悟不合者五”揭示了《罗谱》与记述子昂生平资料的矛盾。可见，无论从纵的方面剖析，还是从横的方面考察，子昂皆不当生+661年，卒于702年。

四、子昂当生于658年，卒于699年

笔者此说之据是：

1、卢藏用在《别传》中说，他于圣历初(698 )，南游至蜀，曾与子昂“幽林清泉，醉歌弦咏”，但“余旋未儿”，而“彼已亡”。‘是此，子昂之卒定距藏用698年南游不远。

2、《别传》云，因父丧，子昂‘哀号柴毁，气息不逮”。因此，县令段简将其，数舆曳就吏”，害死狱中。由此可知子昂遇害，必与父卒为期颇近。；又据杜佑《通典》。“总论制度’考，子昂被刁，数舆曳就吏”害死，说明其遇害必在父葬虞祭不久。子昂《陈公墓冰下云，其父葬于699年10月奋故子昂之卒，必距699年10月很近。

3、从《旧唐书·宋之问传》、《新唐书·陆余庆传》、《唐会要》、《资治通鉴》。考得卢藏用悼念陈子昂的诗：《朱主簿鸣皋梦赵六，序一未及报，而陈子已亡，今追为此诗贻宋兼平昔游旧》必作于700年下半年。又，诗云：“新坟蔓宿草”。据《礼记·栋弓》孔颖达疏，宿草乃有，年陈根之草。“朋友哭为一期，草根陈乃不哭。”由此可知子昂卒午卢藏用之诗写作一年前, 699年10月至12月之间。

《别传》、之《赵碑》均公，子昂享年四十二。邮99上推42,得其生年为658年。

诗文编年补正

《罗谱》问世后，本世纪四十年代中，岑仲勉在一篇文章中，作了一些补正。

本文就二十八篇诗文作了补正。因不便于写出各条补正提要。现就诗和文各举一例：

如：《补正》第六条《为乔补阂庆武成殿表》。

塔罗讲》云：‘居东都数年中作”。岑林勉先生说：“《新唐书》卷四：‘光宅元年(684)二月，甲子，皇帝率群臣上尊号于武成殿。’则此文殆光宅初作。”

《补正》说：罗说失之于泛，岑嵘属非。根辫。

1、《唐会要》卷五十六、《通鉴》卷二百三，均云补阅之官始设于垂拱元年(685)。若依从岑说，《表》作684年2月，何以称乔知之为口补阅”。

2、据《唐六典》载，武成殿在洛阳宫南光政门内。武则天登此殿机会当是很多的。如《旧唐书·王方庆传》载：神功元年“则天御武成殷，。况且，本文只字未提“皇帝率群臣上称号，之事。岑文所引史料与本篇原意不符。

3、《表》文赞颂武则天：“今则当千载之运，得三统之元，帝气佩盆。柞基于元命，皇图幽蔼，象显于天成。”据《旧唐书·则天本纪》载，天授元年(690)九月九日，武氏改唐为周，称帝。故此套表》当作于690年9月，则天称帝后不久。

再如：《补正》第十九条《赠赵六贞固》(其一)。

《罗谱》未编年。《补正》指出：诗日：‘回中烽火入，塞上追兵起。此时边朔寒，登陇思君子。东顾望汉京，南山云雾里。”“回中”、“陇城”，皆686年子昂随乔知之北征金徽州都督仆固始所经之地。子昂一生两次从军：一次北征，一次由洛阳去营州东征契丹。东征绝不会‘登陇城’。故此诗当作于686年北征时。

陈子昂的生平和思想

鉴于学术界很少专文论述子昂的牛。平和思想，木文就此作了述评。

笔者主要新见有：

(一)在述评中对子昂某些行年和诗文作年进行了修订。如：生卒年、东入咸京游太学年、丁母优和任右拾遗年；《感遇》(十一)、《答洛阳主人》、《修竹诗》、《送别出塞》、《感遇》(十五、十八)作年，等等。修订理由大多见前两篇考证。

(二)关于子昂的青少年时期，旧说均云，他是一个年至十七、八尚不知书的浪荡子，后入学慨然立志。一般文学史多从朋说。这种评述不能充分说明，为什么陈子昂一登上仕途就能理智地正确地分析当时天下形势，提出良好的政治主张；为什么陈子昂“初为诗”，就获得了“天下文宗”的赞誉。王运熙先生似乎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在《陈子昂和他的作品》一文中，肯定了陈子昂青年时已“有建功立业的愿望”，特别是从子昂本身作品分析中，肯定了“年青时代的陈子昂，对于国家的政治、经济等情况已经给予很大的注意”，是颇有见地的。但因其文涉及问题较多，对此未展开论述。本文以子昂撰写的《故居士陈君碑》、《陈公墓志》、《堂弟孜墓志》、《谏政理书》、《上军国机要事》、《上蜀川军事》、《上薛令文章启》及《别传》、《赵碑》、《新唐书·本传》为据，综合分析了子昂青少年从事的杜会活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等诸方面的因素，展现了子昂由“驰侠使气”的少年到树立匡政辅佐抱负的成长过程。认为：青年陈子昂已经树立了远大的抱负，具备了关心国家利益、同情人民的思想；青年时对社会生活的观察、研究和已经具备的先进思想，为他尔后挑起改革诗风重任奠定了基础。

(三)关于子昂青年时隐居学道，!日说失载，《罗潜》作丫补正。王运熙先生在论及此事时，只说这是子昂祖辈好道弃仙的消极思想影响的结果，没有具体地区分青年隐居与晚年隐居的实质差别。这样，就无法解释：683年尚在隐居学道的陈子昂。为什么684年春又奔赴洛阳应试，井连续献书，要“再取连城璧，二珍平津侯。”本文依据子昂《感遇》(十一)、《送别出塞》所透解的隐居“实非其志也”(庸汝) 《诗解》评语)，依据子昂684年在《谏政理书》中说：“巨每在山谷，有愿朝廷”，揭示了子昂青年时山栖学仙的真谛。认为：青年陈子昂的隐居学道，虽有祖传的消极成分，但它既不同于通世的隐士，又不同于走“终南捷径”，募荣求利的卑琐文人，而是在时代风尚畏染下实现抱负的一种手段，是要待时而出。这时期，子昂思想上的主导方面仍然是积极入世。

(四)关于子昂思想发展的阶段，学术界多认为有前期、后期之分，也没有指明应以何年何月为界。本文依据：（1）686年以前，子昂所上谏琉，多正面陈述政见，诱导统治者“安人”，如《谏灵驾入京书》、《谏政理书》；揭露时弊，只归咎于刺史、县令、朝廷使臣；而687年至692年前，所写《谏刑书》、《谏用刑书》、《答制问事八条》、《谏雅州讨生羌书》等，则多尖锐地直截了当地指陈时弊，往住将时弊之过归咎于武则天。( 2 ) 686年北征前，子昂所写诗欧多充满蓬勃向上的理想，昂扬奋发的精神，乐观豪爽。如：《答洛阳主人》、《送别出塞》、《修竹诗》等。而686年北征中，则唱出了“纵横未得意，寂寞寡相迎”；始以深沉组藉的笔触批判现实，如：《感遇》(三)、(三十五)、《题祀山烽树婚乔十二侍御》等。(3)从692年返蜀丁母优之后，到699年遇害身亡，在冷遇、陷害、排挤打击不断袭击的情况下，子昂出世退隐的思想逐渐占了上风，指陈时弊谏疏寥寥无几，东征契丹时的诗歌刚刚复苏了建功立业的奋发精神，很快又被抑郁不平的愤嫩替代，进而为愤世嫉俗，向往隐逸所淹没。如：丁母优时写的《酬晖上人秋夜山亭有赚；诗；695年被诬入狱后写的《送中岳二三真人序》；东征时写的《送薯作佐郎崔融等从梁王东征序》、《登蓟州城西北楼送崔著作入都序》、《蓟丘览古七首》、《登幽州台歌》：698年挂冠归里前后写的《与韦五虚己书》、《感遇》(十五)(十八)(二十)，等等，便是这种思想发展的有力证据。

因此。本文将子昂一生思想发展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即：686年以前，是他懂像未来的阶段：686年北征到692年，是他忱虑国什民生，勇敢地向各种弊政作斗争的阶段：8'92年到6”年，是他在邀受冷遇、陷害、打击下，迫不得巳地向消极的宗教世界苦渡的阶段。当然，还得重复一句：这只是就总的趁向，进行大体划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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