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的编写和纵横家言论的演说风格
《战国策》一书，不但对于研究战国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在文学史上也占据着显著地位。刘扭《文心雄龙·时序》、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和刘师培《论文偶记》都曾明确提出纵横家说辞的文学特征和对战国一代文风的巨大影响。本文即试图从这一角度对《战国策》一书重新认识并打开研究纵横家派的思路。
全文共分三个部分。
一、本文认为，《战国策》一书的编写意图和体例是探讨纵横家思想、辩术和演说风格的一个入手处。主要表现为对该书基本性质的确认问题。刘向、班固以为是成于众手的史书，宋代晃公武、清人顾广沂却将其列入“子类”“纵横家，中。古今于此颇有争论。然而都似有偏颇：一是没有重视和联系纵横家言论“恃弄丸之辩，夹飞钳之声”，“深于比兴”，‘长于讽喻”的特点，而这种特点必然会在《战国策》的编写意图和体例安排上有所体现；二二是争论者往往纠缠于子书或史书的抽象概念，以名正实，削足适履，很少从实际内容进行考校。笔者则从以下四个方面说明《战囚策》是案汉之际纵横家派人物为研习游说术而编写的一部言论集。
一、刘向辑成的《战国策》，本例的依借是“有国别者八篇”。其他尚有六种写法，不一定都是国别体。其中有名为《短长》、《长书》、《修书》者，书名显系策士游说技巧的概括。《史记·田食列传》索隐释“长短说”云：“言欲令此事长，则长说之；欲令此事短，则短说之；故《战国策》亦名曰‘短长书’是也。”颇师古《汉书·张汤传》注：“短长之术兴于六国之时，长短其语，隐谬以相激怒也。”张公川：“苏张仪之谋，趣波为短，归此为长，《战国策》名长术一也。”囚此，六种写本中，必有以游说之术为纲进行编纂的体例。
2、《战国策》一书在史实。上互相矛盾，前后抵悟之处甚多。最著者如张仪、苏秦的连横合纵i必辞，即为系统的夸张的拟作，可见编写者不以详谨的信史为己任。至一；书中毕竞记载大量史实，乃纵横家身政治军事斗争之中的就近取事而已，亦所谓“托诸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名”也：
3、《战国策》以记言为主，叙事极为简略。以叙事为主之文仪五、六篇，且如《荆柯刺秦王》后人“以《史记》之文入焉”。其记言，着力于策士的悬河之论和洋瞻动听，不甚理会事件的是否完整。作者的着眼点始终都在事件各阶段、各方面策士的判断、逆料和谋划，很少横向联系和纵向发展的交待。
4、《战国策》编选说辞，对于结构旨趣相重复的文章，记载细事琐闻的小说故事，以及战国各家各派的论辩言论，凡可资助游说者都予选录。笔者举十余例说明这些都统一于编者对于游说术的探讨。
由以上几点看来，《战国策》的编写方法足就近取下，细人不捐，对于各家也是“师辞而未必师其心，休例人约象韩非《说林》、《储说》那样比事连类的写法，编写目的也就是为研究和传习游说技巧的了。本文由此把握《战国策》全书一律、自成一体的全貌和它内部的有机联系，解释了自来认为《战国策》“不皆实录”、“思想混杂”等问题，进而讨论纵横家的游说术和演说风格。
二、纵横家的游说术，善于揣摩人情和量度时势，注意到事物的两而性，力求掌握事物变化的契机，尤善用窝言、故事进行类比说理，终存汲人的煽动性。敏感于战国社会乃至自然界中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现象，用以比类解释人和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种指导思想使纵横家随心称说而“不通矩”，以意逆之而不PA膜。洞晓人君的心理活动，因人设辞地弛骋其说。但是，也正是由他们对于“人的本质”的这种认识，。使他们不懂历史发展趋势，朝秦暮楚，倾轧反复，侥幸于一切之胜。他们在“说人主而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的人生最高目的指引下，“论作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④，表现出急功近利的卑劣的实用主义和摇唇鼓舌的诡辩之技。论文认为，这是纵横家思想中的m粕，不过它又是“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的战国时代的必然产物。
三、论文强调《战国策》艺术上的主要成就应该在游说言辞这一方面。侧重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刻画只是现代编选者的眼光，纵横家游说言辞的艺术风格是明白朗畅、铺张扬厉和畴哗涌。它们浓郁的文学色彩，鲜明的艺术风格，对当代和后世都有极大影响。
时代精神使纵横家和战国诸子播染了好辩的色彩，而演说这一体裁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纵横家言论的独特风格。演说的摧本要求是要在出口入耳之间，不但使听者立即得到准确的理解，而且能以其强烈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论说然否，掀动情感，达到预期的效果。纵横家的演说调动了多种艺术手段，自觉地为政论服务，铺张扬厉，变本恢奇，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其艺术风格也和他们所言勾心斗角之事、攻伐和战之计这一主要内容密切相关。战国时代激烈、频繁和大规模的故争强烈地震撼着整个社会，改变了人们的气质；而相倾相诈的社会风气也污染着人们的心灵，“同欲者相僧，同忧者相亲”，利合则交善，利尽则交疏，奇变相生，不厌机诈，这些都间接地折射在纵横家演说的艺术风格之中。
论文采取点面结合、举例剖析的方法说明纵横家自觉地运用艺术手段以增强论说的鼓动感染作用的思想和若干行之有效的手法至今仍可为我们所借鉴，其倾轧诵水的品质和格调则应予以批判和扬弃。
《战国策》历来被儒家正统思想视为“贡龟陋不足道”的异端邪说，而前人评论其文章，又每每折服于“其说之工”，夸赞其文辞之胜。这是比较奇特而引人深思的J7ir象。笔r希望唤起有兴趣者的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