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冯玉祥与北京政变(6)
(2)北京政变是影响全国政局，特别是北方政局的一个重大事件。它为北方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时机。
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吴佩孚撕下了“保护劳工”的外衣，残酷地镇压京汉铁路工人的罢工，造成了举国悲愤的“二七”惨案。京汉铁路全线的工会均遭查封，工人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均被剥夺。学生的言论、集会、结社也受到种种限制。湖北、河南、直隶三省的工人运动不得不转入地下，其它各地工会组织也受到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工人运动暂时遭到挫折，革命处于困难时期。
北京政变爆发后，北方的政治形势有了新的变化。以冯玉祥为首的国民军对国民革命表示积极。这样就使“北方的共产党有了恢复活动的机会。因此，共产党便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恢复工会运动”。首先，中国共产党北方执行委员会通过冯玉祥与国民党的关系，“救出了‘二七’以来被捕入狱的工会领袖。其次，恢复‘二七’以来各铁路失业工人的工作。”(同上)使他们重新获得了工作的条件，准备迎接新的斗争。与此同时，又恢复了京汉、京津、京奉、京绥、正太、陇海各铁路工会，为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奠定了基础。一九二五年二月七日，全国铁路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郑州召开。到会的有十二条铁路代表45人，会议公开恢复了“二七”惨案时被封闭的京汉铁路总工会。会后又传来了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取得胜利和成立胶济铁路总工会的喜讯。“全国各铁路工会很快地恢复到接近“二七，以前的局面”这些情况表明，“工人阶级在政变之后，日益发展他们的政治势力，组织团结他们的力盆是一件很明显的事实。”(霍秋白《北京政变后的政局与工人阶级，它标志着全国工人运动“由幼淮的零碎组织进到全国的统一组织，由初步的零碎的经济罢工进到全国工人一致为民族解放和工人自由的政治罢工”正由于这一时期民众势力的伸张和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所以“在五份运动中，工人阶级已是冲锋陷阵的主力军”(同上)。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中共北方区委针对上述形势的发展决定发动一次群众性的争权运动，迫使段棋瑞还政于民。由北方区委书记赵世炎同志指挥，“并与国民军第三军孙岳部取得联系，预定在行动后，他们武装进城，内外配合占领北京”。赵世炎生平史料》。可见，这个周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