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扎与求生—对马华文学的困境及方向的反思(2)
事实上，马来西亚有幸成为一个具有传统和宗教极为多样的社会。当然，马来西亚人不会忘记，正是从这个环境孕育出了殖民地之后最悲惨的灾难。1969年5月13日(后称之为“五一三事件”)，在占人口众多的乡村人(大部分是土著)与经济势力强大的、城市中的华人之间发主冲突矛盾一直是内部和平的持续性威胁。这一件事件可以说是空前，但不敢说是绝后，因此，马来西亚政府颁布“内安法令”，任何公民在国土上挑起或煽动种族情绪，或行为上威胁国家安全，可在不经过法庭审判之下被拘捕。
往后“Bumiputera(土著)”，他们由于促进同等地位的政策而享有许多特权，这不仅引起华人的不满，而且也引起其他少数民族和群体的憎恨。在这种宗教、‘种族和经济差异的共同作用下，强迫政治领导层发展一种多元文化和多元的有效的社会政策。作为“五一三事件”冲突的反应，政府在“为了统一的马来多样性文化传统自由存在的公正社会。”
从此之后，马华文学的发展不仅仅是文学发展规律和华族文化的扎根和延伸的问题，而一切属于华族文化动向将会被一些别有居心的人士作为“政治课题”和“种族冲突”的火种。因此，这无形中对马华文学的发展是一项阻力。
实际上，马来西亚政府在倡导一个建立在现代科学和技术上和保证多样性文化传统自由存在的公正社会，明显的是一种文化危机下产生的一种“相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的本义是将事物和观念放到其自身的文化语境内去进行关照的一种方式，它赞赏文化的多元共存，反对用产生于某一种文化体系的价值观念去评判另一种文化体系，承认一切文化，无论多么特殊，都自有其合理性和存在的价值，因而应受到尊重。
正如文化相对主义的重要理论家赫斯科维奇(Melvil脚，erskovits)所言:“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的一种社会训练。它强调多种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评判甚至摧毁那些不与自己原有文化相吻合的东西。
综合观之，在这相对主义之下，马来西亚政府所谓的“保证多样性文化传统自由存在的公正社会”只是建立在“尊重”二字，仅仅是河水不犯井水;建立的是“马来人的马来西亚”而不是“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对自身的马来的文化发展给予重和扶持，对异已的文化却忽视，让其自生自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