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与毁灭—马华文学的定位与发展
“马来亚文艺”本位概念的提出到“马华文学”概念的双重意义，正是提示了马华文学作为世界华文文学及世界华人文学历史经验背景中的必然性，由于政治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现实生活和人情世态不同，马华文学和中国文学是有本质上的区别。所以我们既要从现状出发，也要从历史高度作整体性考察，方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才不至于主观武断地从“民族情感”出发，造成误判。
一、色彩的转变
文学并非单纯的精神产物，它是建筑在社会存在基础上的，属于社会生话的意识形态。马华文艺工作者尤其在“抗日卫马”的文艺实践中，深刻地体会到马华文艺一定要与当地的现实社会结合，必须面对马来亚社会的本质问题和反映人民的要求和愿望，作品一定要具有积极的时代精神和浓郁的本地意识，“生活着的社会是马来亚的社会，却不是远在他方的‘祖国’……马来亚华文文学工作者，只有这样认识着，实践着，才能脱出盲目地受引导于中国文学运动的错误。”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刘拐《文心雕龙·时序第四十五》），各种文学现象的产生乃至作家风格、创作方法和文学潮流，都会烙印时代的痕迹。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导致了文学的变化。因此，探讨文学发展的规律性，只有从社会、政治、经济，历史的角度出发，才能深人地理解文学的现象。
新加坡作家黄孟文在《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小说》的导论中说:
“战后的新马华文文学的特色，除了单行本不断地涌现以外，就是作家们在思想惫识方面的改变。在1947年尾和48年初，新马文坛上展开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有关的‘马华文艺’与‘侨民文学’方面的论争，在这个论争后，本地的写作人(不论是从中国南来或是土生土长的写作人)才普遍地具有这样的一个思想意识：马华文艺不应该再是中国文艺的一个支流或是附庸，而应该是道地的马华文艺;它不应该描写几千哩外的中国的事情，而应该反映‘此时此地’:它不应该为中国文学的马首是瞻，而应该要有自己的‘独特性’……”。
文学现象是很复杂的，不能一般直接比较，更重要是在历史文化中上下求索，以求得正确的结论。作为个体，作家们不能创造历史，但更不能忽视自身内在的体验，尤其是在特定的社会时期的自我认同:我是谁?我以什么身份来反映此事件或者以什么立场来表明自己的观点。
事实上，马华文艺的独特性并不是新的文艺问题论争，而是在时代不断的演进的过程中，尤其在战后作家对文化身份的认同越来越明确，逐渐地摆脱“华侨作家”的意识，这种“独特性”比“南洋色彩”具有更深一层的文化惫义，因为一个国家的文艺若是没有本国的民族的独特性，那文学作品是没有生命和价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