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诺贝尔奖看20世纪人类科技进步的进程与规律(3)
科学劳动是高度创造性劳动。它不但需要科学家个人的能动性，同时还必须有同行间的大力合作，发挥团队的创造力。老、中、轻三代人之间的合作是集团创造力发挥的最好方式。B·C·S理论的成功就是最明显的一例。精通固体物理的约翰·巴丁是长者，精通场论的理昂·库伯是老师，加上年轻的研究生J·R·施里费做徒弟，三代人合作，使B"C"S理论大功告成。我国的“两弹一星”、美国的“曼哈顿工程”以及“人类基因组工程”，都是团队创造力合作的例证，甚至是跨国团队间的同行合作。现代科技越来越发展得必须团队合作。
从科学的角度看，不同专业的科研人员进行“边缘杂交”，常常是诺贝尔科研课题成功的关键。它要求现代科研人员不能做专业的奴隶，他们应当既是本专业的“行家”又是外专业的“里手”，既可独立完成单项科研课题，又可作为复杂课题的“一分子”参与其中，科学家能在交叉领域彼此读懂别人的思想，进行思维的相互作用，产生出超出“创造阑值”的智能来。
我国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曾对自己的弟子讲，我已培养出你们这一代数学家，你们都超过了我，但你们还没有培养出超越你们的数学家，从这一点来说，你们还不如我。因此，科学界把“培养超过自己的学生”的教育现象，称作“苏步青效应”。效应系数愈高的人才愈接近诺贝尔人才的“孵化器”。像杨振宁老师、费米·卡门的老师普朗特，以及玻尔等都是科学大师，又是“苏步青效应”极高的科学巨子。一个国家只有拥有苏步青效应系数较高的科学家群落才能形成培育诺贝尔人才的温床，进而把这些人才推到世界科学的最前沿，在这些科学的工作成就引领下，使整个国家科技腾飞，综合国力增强。
3。科研人才不稳定，研究时间不足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培养出一大批优秀人才，但这些人才几乎都留学国外，我国一些名牌大学培养的高素质人才绝大多数不是搞科研，而是搞行政、搞政治，这样势必影响整体科研水平的提高和转化。多年来，我国青少年学生在奥林匹克大赛屡屡获大将，潜力巨大。被国外行家看好，但这些青少年大学一毕业不是留学国外不归，就是千方百计捞官位，搞政治，弄得一些搞科研的同龄人也羡慕至极。究其原因是中国的体制，搞政治的可以领导搞科研的，当官的比搞科研的更实惠，这就必然引起科研的断层，尖端人才的缺乏，更不要说形成老、中、青三结合的集团创造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