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落幕的戏(2)
信仰”，活脱脱一个文革时期的红小兵;另一个胡子拉碴，滑稽的圆眼镜掩盖不住一对狡黯的眸子，倒像是个睿智的老头儿。这个让人想起“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奇怪组合—周颖、高山、孙柏，便是北大剧社的核心。其中高山是社长，孙柏是对戏剧颇有研究的编剧和理论家，周颖是个能干的好管家，为剧社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我接下的也正是她的担子。这三人美其名日来昌平园“交流交流”，其实也是趁着天好来郊外玩玩。大家是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又互相介绍了燕园和昌平园两处剧社的发展情况，总结出昌平园戏剧演出随意性较大，不够成熟，但校方支持多，排演场地方便，观众热情高，有利于戏剧的普及和剧社初期成长。而燕园这边更宜于创新，已有一些“戏剧理念”，演员的功底和对戏剧的认识也更成熟一些，但也面临地广人忙、校方爱莫能助等实际困难。

    于是大家在互相羡慕中决定取长补短，筹备在燕园的第一次面向全校的戏剧社汇报演出。昌平园的《酒后》和另一个由邵泽辉主演的《人与狗》属于人选剧目。 到燕园去参加彩排，虽然名义上早已是北大一分子，但因一人学便被“分配下乡”，这会儿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和肆无忌惮的一对对“鸳鸯”，难免生出一份乡下人进城来的怯意。尤其发现这边剧社人才济济，各方面都比我们高出一筹，又有专业演员英达、英壮、师莉老师的指导，不由更觉仿佛“后娘养的”。排练时，《酒后》又成了老师们攻击的重点，认为对白太多、不够贴近现实生活等等，我们虽有自己的想法和意见，但面对专业人士的挑剔，只觉心灰意冷，欲辩无言。还是高山、孙柏和周颖他们安慰了我们:“这些老师只是我们请来的表演指导，主意在我们手里，不必全听他们的看法。我们都觉得《酒后》不错，参加汇演没问题。”一席话又重新树立起我们的信心。他们的那份自信、亲切和有主见，使我深感北大剧社的自主和温馨。 当晚“借宿”燕园36楼。我们这些昌平来的“乡下孩子”，叽叽喳喳地讨论个不停。

    一面在对比中寻找并建立自尊与自信，一面惴惴不安地猜测、幻想着半年后将在这里生活的不远而又遥远的未来。 正式演出那天，在办公楼礼堂里，大家都又兴奋又紧张。台下坐满了人，昌平园有同学自发赶来为我们捧场，爸爸也扛着摄像机为我们摄像。对于燕园人来说是把沉寂多年的北大剧社推上北大舞台;而对于昌平园的我们，还存在首次登上真正舞台、面对据说很挑剔的北大观众的局促与不安。可喜的是，演出竟出乎意料地成功。大家都说“多年没在北大看见这样的演出了”，《酒后》也在观众们不断的笑声和掌声中寻回了自信。落幕后，高山兴奋地拥抱了我一下。因为戏剧，我们是相通的。北大剧社的《吝音鬼》、《魔椅》等剧也使我们大饱了眼福，欣赏到我们自己同学的精湛演技。 演出结束后，燕园的演员们和老师一起欢庆成功，我们却还要连夜赶回昌平园。和燕园的兴奋相比，我们更显得默默。

    在车上，我反复思考着《酒后》的成功所揭示的校园戏剧的命运。为什么它受到了专业演员的激烈批评，却在学生中寻到了知音?无论是在昌平，还是燕园，观众都用热情的笑声掌声表达了他们的认可与喜爱，后来还被人评为“整场演出中最像戏的戏”。或许这正是校园戏剧的立足关键。它虽然和专业戏剧在表演上存在先天差距，但是它绝对可以在思想内容上、立意创新上、对戏剧的不同阐释上赢得一席之地，并与专业一争高低。我暗暗念道:北大，北大剧社，等我回来! 1996年秋，北京最美丽的季节里，我们回到了迷人的燕园。经过一年昌平园的磨炼与“实习”，以及和北大剧社的不断合作与交流，我自然顺理成章地与邵一起“转r正”，成为北大剧社成员，并和老社员建立了深厚友谊。 开始有了共同干一番事业的感觉。在大多数人各自忙忙碌碌的校园里，竟有这么一群有趣又有才华的家伙，用那使不完的灵气与热情，一起创造一个新世界。在这里，我们得以摆脱 “第二次断乳”—由昌平园的“高四”生活到燕园的真正大学生活所带来的迷惘与失衡，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在这里，我们尝试体验生活中各种角色，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