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落幕的戏(8)

    赵嘉、孙柏也都进了屋，听着我不知怎么忽然那么多的牢骚，擦眼泪揍鼻涕的纸巾也堆了一堆。“赵嘉，你有什么委屈也说说吧。”高山简直有点吓坏了，紧张地问。“说实话，高山，你对我来说一直不够—公平。”一向温柔沉静的赵嘉说话还是一如既往地慢条斯理，但也有了几分激动，“也许是你自身的家庭环境原因，也许是你比别人更外露你的内心感觉，总之，你对女生总是不够尊重。”随着对高山的分析批判和他自己令人“深恶痛绝”的自我批判(因为他批评起自己来总是像在批评另外一个人似地极为深刻和中肯，让本想批评他的人无话可说，而目也削弱了批判的力度)的不断深人，谈话渐渐变成对女性得不到应有重视和尊重这一现象的社会、心理的深层次探讨，学哲学的赵嘉更把这一主题上升到深刻的哲学层面，发现女性不受尊重实际上男性也是受害者之一。我们也悲哀地发现这些事实存在的根深蒂固与难以更改。我忽然觉得无限凄凉和孤独，还有一种对另一半世界丧失了信心的恐慌与无助。我想，在杰看来，那晚，我的眼神都是绝望的。 当然，生活总是要继续。有时经历现实倒会比批判现实更加容易，在无意甚至麻木地生活时，我们回避了许多会令人痛苦迷惘的清醒的思考。

    然而那晚的探讨却变成了一颗定时炸弹，我们都小心翼翼，诚惶诚恐，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又会爆炸。 在新学期剧社的全体会议上，确定了以邵、我和宋震的理事长会议为核心的理事会制度。可能未涉及过什么女性主义探讨，以前也没参加过我们聚会的宋震对大家宣布以后的理事会也会按照此种形式贯彻下去时，我听到邵忙不迭地加了句“当然，性别不必固定”，我有些想笑。我们都很敏感。宋震又自作聪明地补充一句:“对，我个人认为，剧社的负责人中还是至少要有一个女生的。”“我个人认为，剧社的负责人中还是至少要有一名男同学的。”我慢条斯理地纠正道。宋震愣了愣，没太明白我想纠正些什么，我和邵、杰，会心地笑了笑。 “女性主义”的后遗症，还有关于剧社是不是“北京帮” 的讨论等等，或许正如世界上的阶级问题、种族问题、民族问题一样—各种话语体系一直在以不同的形式，作着相似的对抗。 剧社，剧社，喜聚不喜散。然而，不管当初是如何共同醉过、疯过、奋斗过，终究是这样，有的人毕业了，有的人出国了，有的人去另一个世界追寻他的爱和理想，更多的人不得不为现实与未来忙碌着不堪重负的现在。 但是，由沉寂多年到三年之内成为北大“十佳社团”之一，取得如此之多成绩，留下如此之多感人故事，校园里很少再有人不知道“戏剧社”的名字，三角地还掀起了追求海报创意的风潮。

    校外也有愈来愈多的人了解我们，“各方神圣”都愿帮助我们，与我们合作。这一切，对于创业的我们，已感问心无愧和深深的自豪。 新的学期，剧社终于在一批又一批人的努力下，建立了较完备的机构制度，增加了成员，明确了分工，设立了理事会制度和别具特色的各类工作室。然而，剧社也依然存在着不少的困难，如资金短缺，缺少正规排练场地，以及又要面临新老交替的局面。面对一张张陌生的但仍旧充满热情的新面孔，和每天变换数宇的百周年倒计时牌，似乎吸引着我应有新的行动; 而那个亲密无间的家庭式小剧社所包裹的太多记忆却又仿佛唤着我的退去。这不是“功成身就”的慨叹，而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嘱托、不舍与祈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