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引领时代风气的大先生(2)

记录说，那个时期的蔡元培，大口喝酒，酒酣把碗扔到窗外，去制造炸药。这时候的蔡元培有着“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侠客式的报国情怀。

此后，光复会的重要成员徐锡麟、秋瑾都走上了以身许国的道路。但蔡元培更多时候是一名书生，他的救国理念和徐锡麟、秋瑾还是不同，他觉出这种革命的无效，蔡元培后来回忆说：“孑民在上海所图不成，意颇倦。”他更希望通过改造旧的教育塑造新的国民。

1907年，年届不惑的蔡元培远渡德国，开始了他一生最重要的转折，这一转折事关风雨飘摇的中国的走向。

很多年后，蔡元培向他的学生说出了自己的发现，这是救治中国的“秘方”。1919年，他在《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中说：“我们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

摧枯拉朽 奠定近代教育基石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组阁，邀请留学回国的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最初教育部只有3个人，没有办公场所，蔡元培向出任南京市长的马相伯借了3间空房。

1月25日，《中华民国教育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颁布，内容包括小学废止读经、初等小学可男女同校、废止旧时奖励出身等。2月，蔡元培发表了《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提出了实施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五大教育方针。

当时，临时政府各个部都在安排革命元老，教育次长景大昭是个“不羁的文学家”，不问部事。蔡元培担任迎袁专使到了北京，景大昭突然安排了十几个文学界的人到教育部任职，闹得其他人辞职，蔡元培遂将委任状送还总统府。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胡汉民对蔡元培不肯提拔党内老同志很不满。但胡汉民也无奈，有人请他介绍进入教育部时，他说：“别部则可，教育部不能。”

很快，教育部吸引了当时的英才：范源濂、夏曾佑、蒋维乔、许寿裳、王云五、黄炎培……

1912年9月、10月，教育部先后颁布了《小学校令》、《中学校令》、《专门学校令》、《大学令》、《师范教育令》，1913年8月颁布《实业学校令》，对各级各类学校的目的任务、课程设置、学校设备、入学条件、教职员任用等都做了具体规定。

子曰诗云的旧教育被推下时代飞驰的“列车”，中国近代教育开始高起点起步。

蔡元培认为：“教育有二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乎政治者。”他倡导教育求远效，要有独立性和超越性，教育要指导社会而非随波逐流。

在抱残守缺的年代，蔡元培以超前的眼光为中国教育安放下包含现代教育思想精髓的基石。

不久，袁世凯专政，群魔乱舞，一切又慢慢回到从前。

蔡元培又辞职，远走法国。

北大重生 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

1916年是个不平静的年份。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死了。黎元洪当上大总统，被袁世凯差点浇灭的共和之火又有了希望。

冬天，时有大风雪。上海《中华新报》刊发北京专电：蔡孑民先生于二十一日抵达北京，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

蔡元培是应教育总长范源濂的电报回国的。这位他当年的旧部言辞恳切：“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但北大还是老样子，是个“臭虫窝”、“大染缸”。当时有一种说法，说风月场所八大胡同的主要“顾客”是“两院一堂”的“人杰”。“两院”指的是临时政府的上议院、下议院，而“堂”指的是京师大学堂。这就是当时政界和文化界精英的基本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