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有了“党化”必定没有“教育”

王绍贝

媒体人，广州

智效民先生这本《大学之魂—民国老校长》的小书，通过八位民国大学校长办学理念的介绍和梳理，呈现出了整个民国时代的大学精神，窃以为大学之“魂”不仅是指大学的校长们，更重要的是指民国时代的大学精神。要理解这种大学精神，必须回到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去解读。

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止的民国时期，正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鼎建时期，特别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创建时期。这个时期的中国历史是多灾多难的，古人云：“多难兴邦”，“然而多难不仅兴邦，多难也兴学育才”（苏步青）。浙大百年校庆时，苏步青回顾这段历史曾经感慨的说：“（当年）师生们住古庙破祠，吃红薯干，点桐油灯，百结鹑衣。但为爱国而教，为救国而学，弦歌不绝，其精神、气节，远远超过‘贤者回也’！”

那个时代的师生们几乎都经历了辛亥革命、军阀割据混战、国共北伐、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然而民国时代的大学就是在这样艰苦的动荡和夹缝中取得了丰硕的成绩，培养出了许多学术大师，也奠定了新中国日后的学术基础。国家虽然内忧外患，但是民国的“黄金十年”和八年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都谱写出了中国教育史上的辉煌篇章。“悲愤而后有学”，北大校长蒋梦麟说：“学术者，一国精神之所寄。学术衰，则精神怠；精神怠，则文明进步失主动力矣。故学术者，社会进化之基础也。”

在夹缝中发展的民国大学虽然艰难，却也享受了好处，那就是思想文化界前所未有的“自由”。书中这八位校长的办学经历和理念虽有差异，但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的成功办学理念—“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即使是“国立”大学的校长，拿着国民党政府发给的教育经费，也敢于抵制国民党的“党化教育”，甚至像胡适、任鸿隽一样公开批判国民党的思想政治灌输：“有了‘党化’，必定没有‘教育’；反过来说，要有‘教育’，必定要除去‘党化"。在蒋介石邀请竺可桢去当浙大校长时，竺可桢提出了这样的条件：“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正是因为民国时代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才有了民国时期学术的大繁荣，不管是学生自治、教授治校的民主精神也好，素质教育、通才教育的理念也好，民国时代的大学都取得了可供今日借鉴的宝贵经验。

教育是一个民族的希望，大学是一个民族教育水平的标志，思想不自由，教育如何能发达？教育不发达，民族岂能有希望？竺可桢说：“大学教育之目的……一方提倡人格教育，一方研讨专门智识，而尤重于锻炼人的思想，使之正大精确，独立不阿，遇事不为习俗所囿，不崇拜偶像，不盲从潮流，惟其能运用一己之思想，此所以曾受真正大学教育之富于常识也。”今之办学者当三复斯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