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语法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汉语语法学的建立以189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的出版为标志。在这部书出版之前，汉语语法的研究大都散见于两类著作里，一类是文字训话学家的著作，一类是古代文论家的著作。训话学家随文释义时，必然要注意到所释词语与上下文的关系，往往涉及语法现象。在通释语义的专著里，也有对虚词的解释和说明，如许慎的《说文解字》。元代开始有了专门解释虚词的著作，如卢以纬的《语助》。清代的这类著作有袁仁林的《虚字说》、刘淇的《助字辩略》和王引之的《经传释词》，这些著作在解释虚词的作用时往往结合它们出现的原文的语境，与随文释义的注疏非常近似，但未能完全从用法上来加以概括。刘淇的《助字辩略》虽然在《自序》中把虚词分为30类，并且注意从句子的语气和结构中的关系两个方面来观察虚词的用法，但这种观察的出发点是疏通句义而非阐明、归纳虚词的作用，因而观察很不全面，归纳、分类时常与修辞、句意牵扯在一起，既繁琐又不科学。
这些虚词著作有虚词词典的性质.但并非语法书。较早注意从虚词的作用上给它们分类的是几位古文论学家，他们主要根据自己使用虚词的经验来归纳其用法，把作用相同或相近的概括成一类，南朝梁代的刘鳃在《文心雕龙·章句篇》中说:“至于夫、惟、盖、故者，发端之首唱;之、而、于、以者，乃剖句之旧体;乎、哉、矣、也者，亦送末之常科。”唐代柳宗元在《复杜温夫书》中说:“所谓乎、软、耶、哉、夫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刘鹉按照虚词在句中的位置分为句首、句中、句末三类，柳宗元按照虚词的表意作用分为疑辞和决辞两类。这些分类，都给后世的语法研究以深远的影响，但他们的本意只是为了诗文创作，并不打算总结语言结构的规律，只偶尔提及。
此外，古代作家在创作实践中也注意到词在功能上的异同。如从唐代开始盛行的格律诗，讲求对仗，上下句相应的词语大体上有相似的功能，可以想见作家心目中已经意识到词的功能类别。宋代的文学家重视虚实的划分，更重视虚词的使用，这些都与语法研究相关，但是并没有发展成为独立的语法科学。《马氏文通》一方面模仿印欧语法建立体系，一方面注重汉语的特点，不少地方突破了西方语法的框架，全书引证古书达七八千句，“比例而同之，触类而长之”，可以说已经集文言句式之大成了，这部书对后世的影响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重视句法。在马建忠的时代，西方的一般语法书多于词法而略于句法，马氏根据汉语缺少词形变化的特点，舍弃印欧语法从词的形态变化来叙述各类词的形式特点的做法，联系句法来讲词类。二是划分词类着重意义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