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与生活

杂文与生活

    一位杂文习作者曾向杂文编辑提出一个问题：杂文写作要不要深人生活?他的看法是杂文作者完全不必到生活中去体验和磨炼，只需了解上头精神，甚至只依靠书本、卡片和报纸上提供的材料，就可以写出和写好杂文了。其根据为：鲁迅整天蹲在亭子间，并没有“深人生活”，不是照样写出了顶好的杂文么?

    这是一个颇有代表性的问题。杂文作者要不要深人生活，如何深人生活，对我们不少同志来说，也都是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谈到文艺创作与生活的关系时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杂文作为文艺作品，它既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的产物，又要反转来影响社会生活，那么，不深人生活，不了解生活，又怎样去“反映“、又如何去“影响”呢?这是一个起码的而又带根本性的问题。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我们要反映党内民主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却又不去深人到生活中，对各级党组织在民主生活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考察了解，又怎么能够把握问题的症结所在，从而写出切合实际、有针对性的杂文呢?谢云曾写过《谁家的“雁”，拔谁家的“毛’，》的杂文(见《不惑集》)，针对有些人手里的权力虽不很大，却特别善于滥用。别的单位要经过他们的手办点事，本来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应该尽力办好的，他们却要拿一手，从中捞点油水。你不满足他的要求，他就处处刁难，使你“行不得也哥哥”。显而易见，不深人生活，对所论对象不真正了解，是不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更不能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的。道理很简单，任何“天才”的头脑，也不可能熟知他根本就未曾接触过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