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古文奇字的风气
宋人承接五代时人研究古文奇字的风气，对大量出土的钟鼎彝器广事搜罗，展开研究，在解释经意、字义时运用了钟鼎彝器的铭文，给训话学注人了新的内容，如朱熹《诗集传》对《大雅》、《行苇》、《既醉》、《江汉》诸篇的注释。由于受到新材料的支持和鼓舞，宋人在训话学上已不完全墨守陈说，认为声符不仅表音，而且表义，凡声符相同的字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意义，这个观点对后代训话学家提出因声求义的方法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元明两代在训话学上成绩不大。明代方以智《通雅》根据古代的语言材料说明音义相通之理，兼论方言俗语，创见颇多。到了清代，训话学复兴，成就显著，注释书大量涌现，训话专著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部超过了前代，《说文解字》的研究获得空前的发展，段玉裁、桂馥、王摘、朱骏声四大家成就不凡，将古文字研究的成果用于训话，编纂了不少汇集前人训沽的著作。语法研究渐兴，刘淇的《助字辩略》、王引之的《经传释词》至今仍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马建忠著《马氏文通》，将西方拉丁语法学运用于汉语语法的分析，使我国语法研究摆脱训话学，在后来蔚为大观。训话学理论方法上取得重大突破，一是从声音上推求文字的假借，二是因声求义，三是确定字的本义，根据本义说明引申义，四是比证文句以考定词义。其中最重要的贡献是沟通了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提出研究文字必须了解语言的精辟见解，并以这个见解作为训沽实践的准绳，把前人训话实践中的零散的经验贯穿起来，使训话学在中国语言学科中成为有系统、有理论、有严谨方法的一门学问，文字训话走上了语言学的道路，戴震、段玉裁和王念孙父子在这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