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严复在传播西方法学思想过程中的认识(2)
，并进行翻译工作，比较系统地传播了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学思想和法律制度方面的学说。其中花工最巨、费时最多的就是译述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前进步思想家孟德斯鸡论述世界各国政治制度及法律源流得失的巨著—《论法的精神》(严复译名《法意》)
查理·路易·孟德斯鸿(1689-1755)，是法国资产阶级早期的进步思想家，《论法的精神》是他的代表作，伏尔泰称之为“理性和自由”的法典。该书中反对封建专制的思想和提出的资产阶级法学理论，曾经成为处在革命时代的各国资产阶级的福音，它不仅对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产生过直接的巨大影响，而且为其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法制度莫定了理论基础，至今尚被各国资产阶级奉为圭案。
虽说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不能完全和当时的法国相比，然而在要求反对封建专制统治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上，却是基本相同的。加之孟德斯终的政法观，是对当时法国即将灭亡的封建统治阶级提出的强烈抗议，是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关于人身、财产安全和言论、出版自由等要求提出的法律依据。这样，《法意》一书在中国的介绍就更具有现实的意义，无疑地对深受殖民列强压抑和封建专制束缚，而在法律上又没有可靠保障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一道救命符。正如严复在翻译案语中所说:孟氏所言，“往往中吾要害，见吾国所以不振之由，学者不可不留意也”。
严复译《法意》一书的时间当在一九00年至一九0五年，书的顺序依原书章节，另加案语三百三十余条。在这些案语和一些其他文章中，严复根据西方资产阶级的法学原理，揉合了中国固有的封建法理观念，处处针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加以申论，并对原书中的法学理论有赞同发挥，有分析补充，有修正建议，有批评指责，坦率地流露出他在法学意识方面的倾向与认识。
行文至此，值得提出的是，这一历史使命自然地落到严复身上，并非历史时代下的巧合，而有其特殊的根源。早在一八七七年至一八七九年，严复声洋务派保送去英国进行海军学习期间，亲眼目睹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资本主义繁荣，他除“于管驾官应知学问以外，更能探本溯源”。居然对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律制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极力想从它们中间找出一条拯救中国的道路。怀着这种意念，严复阅读了大量的社会科学书籍，对许多著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包括达尔文、赫胃黎、亚丹斯密、斯宾塞、穆勤、孟德斯鸿)的著作，均作过孜孜不倦的探究，以至他与别人讨论起中西方政法制度的异同时，往往能“日夜不休”。他凭着对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亲身观察，在思想意识中形成了一些幼稚的看法。我们从严复后来的一些回忆中，能清楚地看出这种倾向。他说:“初游欧时，尝入法庭，观其听狱，归邢数日，如有所失。尝语湘阴郭(嵩焘)先生，谓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先生深以为然，见谓卓识。他还欣赏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律制度中有“辩护之律师，有公听之助理”的诉讼程序。在此种思想的支配下，严复曾积极撰写过题为《论法》的文章，以抒己见。显然，在英两年，令严复印象最深的莫过于资产阶级的法律制度了。他甚至确定，资产阶级法律制度的施行，是英国与欧洲诸国之所以富强的终结原因。这种倾向对严复一生思想的发展影响甚巨。严复对西方资产阶级法学思想的认识，就是于这个时候种下了根苗，至少可以认为，是其在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法学思想过程中，所产生认识的重要启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