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严复在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法学思想的过程(3)
想象出发，并从开始到结束均能以调查的事实为根据，准确及时地揭发出一切犯罪行为，给罪犯绳之以法。这种注重诉讼程序的见解，正如列宁曾指出的那样:“重要的不是对犯罪处以重刑，而是使没有一个犯罪不被揭发。”
其四，建议进行法制教育，给人民以法的概念，这是严复特别强调的一个内容。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能做到法举刑明，诚然是由于有合理的法律制度，有安全的社会生活，但最最首要的还是.由于教化”因为人们犯法，主要是在思想上对犯法的危害性和守法的必要性认识不足。“故其于刑，凡可省莫不省，而移其急急于刑罚者，以急急于教育。盖亦谓民之为恶，非其本性乐乎此也，而常由于计短，而事理不明。惟教育深，故虽细民知自重，知自重，故示之以辱，其效深于以刑也。所以，教育的好，百姓则会自觉，百姓自觉了，就知道犯法的耻辱，这样，遵守法纪的人也就会多起来了。
众所周知，自中国遭受一八四0年以来的一系列殖民侵略后，条约、关税、租界、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等成为当时社会上最为敏感的问题。严复在这些问题上，较深刻地认识到了健全国际法则，严格制订海关税例的必然性与必要性，这是他在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法学思想过程中的又一重要认识。但这种认识具有明显的两重性，既充分地体现了严复这个改良主义者具有抵抗侵略、拯救祖国的爱国情感，也有力地证明了他温和脆弱、对外国侵略者认识不足的怯儒姿态。总之，出现了一种令人兴奋而又使人失望的矛盾的状况。
严复反对殖民侵略，反对不平等条约，控诉外国侵略者舫持我国关税、侵犯中国主权的海盗行径。他指出，中国对于进口税收，“欲有增减，必请诸有约之国而后行”，“稍一更定而不能”的现象是奇耻国辱，对中国海关税务司长期被殖民主义者所把持的状况他更感痛心，“未闻监榷之政，付之他国之吏者也。……而今则执我至重之税收利权，而其人则犹敌国之臣子也。所操者吾之政柄，而受封爵于其本国，立严约密章，禁吾国之人之为其属而入其藩篱者，而其所监之税，又其本国者居什八九焉。”。严复认为，这些状况是“自有史传以来，人伦仅见之事者矣”因此，他强烈要求收回海关税权，说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有国有土之专权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