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远航之比较(6)
人们常对明仁宗停止下西洋之举表示债慨，并以此为中国封建专制王权扼杀航海事业的明证，殊不知下西洋固然是空前壮举，但其中止的必然性早蕴藏于轰轰烈烈之中。
首先，郑和七次航海是一次大规模的糜费活动，所付出的经济代价相当惊人。郑和使团每到一地，必以“采币”和“锦绮纱罗续绢等物”进行大规模赏赐。仅以锡兰一佛寺为例，郑和便布施了“金壹千钱，银伍千钱、各色柠丝伍拾匹、各色绢伍拾匹、织金柠丝宝播肆对内红贰对黄壹对青壹对。古铜香炉伍对、俄金座全古铜花瓶伍对、俄金座全黄铜烛台伍对、俄金座全黄铜灯盏伍个、俄金座全殊红漆俄金香盒伍个、金莲花陆对、香油贰千伍百斤、蜡烛壹拾对，植香壹拾住”。如此大规模的耗费，不能不引起朝野注目。永乐初年，曾经力荐郑和出使西洋的袁忠彻，也向明成祖陈“外国取宝之非”,获知他议论的大臣也莫不“匙之”。仁宗即位之初，户部尚书夏原吉立即向新君建议“罢西洋取宝船”。成化年间，车驾郎中刘大夏更激烈抨击郑和下西洋是“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朝臣的反对以及由于“岁时颁踢”而造成的“库藏为虚”的经济形势，迫使最高统治者不得不考虑停止下西洋之举。早在永乐十九年四月，明成祖便下诏:“往诸番国宝船……暂行停止”“下番一应买办物件并铸造铜钱、买办秦香、生铜、荒丝等物暂行停止”。尽管永乐二十二年郑和曾再次出使西洋，但此次远航只是因为“旧港酋长施济孙请袭宣慰使职，和资救印往踢之”。任务与性质均与前数次下西洋不同。仁宗继位后罢西洋宝船，只不过是重申先帝的旨意而已。至于宜德六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实际上只是永乐年间大规模远航的余波流韵。
脆弱的物质基础在决定郑和下西洋的惨淡命远中，也起到了至关紧要的作用。郑和远航的物质基础直接建立在明代官手工业上:下西洋的宝船由南京龙江船厂负贵承造，赏赐外邦及交易宝物所需要的青花磁器、 纷丝色绢是从官手工业品中直接支给。因此，远航能否进行，与官手工业的举动息息相关。与历代官手工业一样，明代官手工业经营的目的，是为了保证皇室封建主物质和财政的需要，其腐朽性和封建性昭然可见。以龙江船厂为例，明代初年，由于不计生产成本，又集中了江西、福建、湖广、浙江、南直隶滨江府县等地‘熟于造船”的工匠，颇有几分兴旺景象，也造出了通西洋的巨大船只。但是，这种情形维持不久，封建生产方式的落后性就暴露无遗。在龙江船厂，工匠被编为四厢，“厢有十甲，甲有长升了……统十户”，作头。在这“防范益密”的编制下，工匠“执役于官，晨出暮归”，“所得者仅十六七”。强制性的苦役及残酷剥削，使“匠作不乐其业”。他们或“流亡日甚”，或“惕日避劳”，不肯好好造船，以至造出的船“·····一经振动，灰皆脱落，水即入之”，因此嘉靖十三年陈侃出访琉球时，不得不“访于誉民”来造船。龙江船厂一类官造船厂再也无力承造明初规模巨大的宝船了。官织造业的情况也如是。明代赏踢“四夷’的纷丝、罗绢主要由各地织染局负责生产。宣德五年十一月庚子，河南布政使魏源上奏:本司织染局岁造缎匹，皆用所属府州县人民税丝。自永乐二十二年至宣德四年，因民逃徙，通负税丝二万二千五百二十两，遂至纷丝五百六十三匹未纳，明英宗即位之初，曾下诏指斥工部:近年以来，徒见糜费民物，而缎匹多不堪用” .这种状况势必影响到郑和下西洋所需要的大量物资。当然，郑和所携带的手工业制品中，也有一部分来自民间，但是，它们是封建政权通过派造、官买等方式征敛而来，其原有商品性质早已改变。在这种封建性的强行掠夺下，“民更不堪命”.民间手工业受到了严重的压抑。永乐年间，南京上元有民匠户一万八千多，正统二年合并坊厢时，只余四千四百户。三十多年间，民匠户减少了四分之三强，工匠逃亡当是重要原因。郑和下西洋的物质基础建立在这种腐朽的官手工业及专制政权封建性的凉夺之上，所以，它是脆弱的，一旦物质基础崩解，他的远航活动便颓然而逝，无声无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