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评论之所以少，大约与杂文是“文艺性政论”，是“文艺性的社会论文”有点关系。因为既是政论，既是社会论文，见仁见智，就不易有一致的看法，评论起来，就相应的困难些。但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对杂文的理论研究不够，因此写杂文评论的空气也就相应不浓。反之，加强杂文评论，也是加强杂文理论研究和杂文创作的有效途径。

那么，怎么进行杂文评论呢?

我想，从根本上说，还得按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从政治和艺术两方面来评价。

评论杂文的政治标准，主要是看杂文的思想性如何；评论杂文的艺术标准，主要是看它有无“杂文味”。离开这两条根本性标准，恐怕就离开了评论杂文的基本尺度。

杂文的思想性，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看它的立场、观点、方法是否对头。一篇好的杂文，它的作者必定是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来讲话。换句话说，作者必定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问题，议论是非。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离开了党性和党的政策，立足点、出发点就错了，哪里还有什么好杂文可言?谁能说一篇反马克思主义、违背党性和党的政策的杂文是好杂文呢?它要么立场、观点是有害的，要么是形而上学的。这样的杂文，其社会效果自然也是不好的。通观鲁迅的杂文，尽管他在组织上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其作品却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像《文学与出汗》、《文章与题目》等，无不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党性。邓拓的(燕山夜话》，虽多有曲折隐晦，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渗透其中，党的实事求是的精神随处可见，充满了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光芒，像(一个鸡蛋的家当》、《放下即实地》等等。反之，文痞姚文元也写过杂文，他的《录以备考》，就文体而言，当属杂文无疑。然而，由于他站在反马克思主义、反党性的立场上，就只能是面目可憎的打人的棍子。“文革”中“四人帮”横行时，一些风派文人的犬吠式杂文，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成了“四人帮”反党夺权的传声筒。这些所谓杂文，连鸡鸣狗叫尚且不如，有害而无益，只配扔进垃极堆。可见，能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能不能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上说话,是杂文的第一要义，也是评论杂文的第一着眼点。杂文编辑选编杂文稿件时，也是将这放在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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