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朝晖：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困境与出路(2)

所以，这样的考试是一种过于简单的非专业测试，比如将各科之间没有等值性的分数简单相加，并以这个总分作为录取依据，将不同区域不同学校的学生分数进行简单比较，完全不考虑考生在何种条件下取得这一考分。它的录取是一种过于集中的强制性录取，学生意愿和高校录取一向都被严格局限在5%人数的分数段范围内。这种方式虽然一定程度上能减少学生奔赴各地学校考试的成本，却难以较好满足考生与学校的需求，贻误了学生的终身成长发展，轻重得失显而易见；这种建立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基础上招生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形式公平，由于不够专业全面却难以实现真正的实质公平；它比较方便政府依据统一标准快速选拔适合某一条件的人才，却很难满足社会对人才的多样性需求，依据个人的天性和潜能真正培养多样性杰出人才。

这样的高考招生制度事实上是国家主义教育观在高考招生上的体现，政府规定全国统一的考试大纲，并以政府文件下发。考试标准高度统一，基本剥夺了师生和学校在高考招生中的建议权和选择权，以及专业发挥的空间，学校和学生权力不能充分保障，也就难以真正自主发展，造成高考以下的所有学段仅仅追求考试分数，罔顾人的个性、特点和全面发展，最终违背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政府机构统一招生，而非学校或专业的第三方机构进行考试、学校依据自身的专业发展状况自主录取，录取工作由政府（招生办）统一进行，招生办成为绝对强势媒婆，基本剥夺了学生和高校的自主选择权，造成招生过程中责、权、利分离，相互损耗。

以单一的标准（考试分数）评价学生，拒绝多元自主的评价，其结果是学生臣服在考试面前、有求于录取机关，是被挑选者，而非自主展示、自主选择的主体，催生了强烈的应试行为，消耗着一代代人宝贵的青春时光。用单一的标准衡量多样性的人才，大家都不是人才；以单一标准培养的标准件式的人才又满足不了社会对人才的多样性需求。与考生和学校的意愿相距甚远，也就违背了以人为本，大面积的调查表明，60%的学生不喜欢自己所上的学校，不喜欢自己所学专业。麦可思所做调查表明：2012级新生12%的本科生与11%的高职高专生想换专业。主要原因是“原专业不符合自己的兴趣”，占39%；“原专业不符合自己的职业期待”占36%（本科）、38%（高职）[3]。

而对于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学校，高考招生成为“指挥棒”，政府完全控制的课程和高考招生既不专业，又难以满足学生和高校自主发展的要求。学生和整个教学围着高考指挥棒转，课程也如此，考的就教就学，不考的就不教不学；高考和课程都不是围着人的成长发展真实需要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遏制人才正常成长发展的巨型桎梏。

由此产生的后果是，这种高考招生制度越来越成为理智的民众避而远之的对象，一方面民众开始用脚投票，选择远走他国，而SAT以其灵活的高考方式“不但每年都举办多场考试，而且每场考试都向全世界学子开放，这无疑给外国学生考入美国名校提供了巨大的便利。”[4]从而出现了SAT与中国高考争夺优秀生源的格局。另一方面大量考生选择弃考，在高考中不报名、报了名不考试、接到录取通知不上学的人数连年增加。这种于国于民都不利的考试招生制度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目标选择

恢复高考后，对高考的改革从未停止过，如实行分省命题、考试科目调整，从老6门到“3+1”；建立多元录取机制，除裸分录取外，辅以高考加分、免试推荐、定向录取、特长录取等，但依然解决不了实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