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死亡
有人主张把人口再生产两端的出生和死亡都纳入计划控制的轨道，像计划生育那样，实行计划死亡。但是，死亡和出生毕竟不完全一样，我国的生育能做到有计划地调节和控制，但死亡恐怕很难做到像计划生育那样，严格管理，量化控制，只能采取一定舆论和政策措施施加影响，予以调节。所以我们提出“调节死亡”而不是“计划死亡’。
调节死亡要以人类自身再生产的社会经济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服务于人类自身的最大利益。调节死亡的日的是让人们能活到自己应该活的岁数，为此，大体上有两个方面的调节任务:一是减少各种意外死亡、自杀、过劳过早死亡，使人的劳动和创造能力充分发挥，创造财富;二是放弃过度医疗。对“疾病缠身无可忍受的垂蓦老人”和“进入晚期的绝症病人”，对确诊脑死亡者和大脑重伤无治愈希望的“植物人”以及有严重先天性缺陷的新生儿、畸形儿、痴呆儿，不能滥施抢救，不应过度用药、过度检查、提供过度医疗服务，对晚期癌症实行“姑息治疗”，即给予症状治疗和生理护理，控制疼痛及其他症状，结合心理和精神冶疗。同时，在我国可进一步讨论“安乐死”，争取早日实现安乐死立法。简单地说，调节死亡就是要延长有意义生命和缩短无意义生命。
无论是延长有意义生命，还是缩短无意义或正在死亡的生命，都要求改革和调整医疗卫生制度和体制，首当其冲的是在广大农村推行合作式的医疗保障。要建立农民医保基金:全国农业人口8亿，按每人每年300元，其中中央财政拿人均100元即800亿。省、地、县地方财政拿800亿(省级财政拿一半)，每个家庭按每人每年100元，也是500亿，三个800亿就是2400亿元作为基金，采用小病补贴大病报销一半或大半的制度。对国家贫困县中央财政给予必要补贴。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高于每人每年300元的标准。
农民的医疗保障比农民养老保障更重要，须优先解决好，同时，也是解决“三农”问题，建设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一大社会问题。做好了这件事，意义深远。这些年来，全社会对农村小学投资建设比较重视，兴建了成千上万所希望小学，推进了及教育。但是，乡级医院建设却投入不够，医疗卫生条件改善不大，我们应当像重视农村教育那样重视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特别是乡医院的建设，增加投入，购置必要的设施，引进人才，改善服务，积极为农民看病医病。
“延长有意义生命”，还有很多工作可做，预防自杀。预防车祸和矿难，预防过劳死等等，其中过劳死和矿难引起的死亡近年来有增无减，不断吞噬着一个又一个极富创造力的生命，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值得社会进一步加强调节和治理。
所谓“过劳死”，指人们正常工作和生活规律被破坏，总是处于超负荷的工作状态中，使身体始终处于亚健康状态，积劳成疾，导致血压升高和动脉粥样硬化等病理变化，使机体不能承受超强度的劳动而致死。著名画家、企业家、导演陈逸飞先生在他事业蒸蒸日上如日中天的时候，于2005年4月10日突然病逝，年仅59岁。陈逸飞先生广泛涉足电影、时装、传媒、出版、模特经纪等多种领域，因为事业摊子太大而累倒的。
2005年8月5日，浙大36岁博导因“弥散性肝癌晚期”与世长辞，这是又一起让人惋惜的高校教师“过劳死”。这位年轻的博导叫何勇，1 985年年仅16岁考入浙大，1989年被保送研究生并提前半年毕业，攻读在职博士时再度提前一年半毕业。留校任教后被破格提拔为副教授、教授，成为浙大数学系最年轻的博导。何勇是浙人运筹学与控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是运筹学科带头人。除所里工作外还有很多任务，诸如科研、教学、学术交流，带了15个硕、博研究生。5月31日何勇突然发烧不止，但他认为没事，6月9日还带领学生参加高考阅卷，此时他己发烧至38℃，但他很能忍，总说工作忙不能去医院看病。后来实在挺不了，去医院一检查却己发现患上不治之症，直到去世他都不知道自己的病情。家属与学校同事公认的死亡原因是过度劳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