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力的讽刺
“贵姓?……产“敝姓钱。”“哦，久仰久仰!还没有请教台甫……”“草字阔亭。”“高雅高雅。贵
处是……?”“就是上海……”“哦哦，那好极了，这真是……”《且介亭杂文二集·论讽刺》。这种对话谁也不觉得奇怪，而将它一写进文章里，人们就另眼相看，就要算作讽刺了。这见解是十分正确的。而只有这样的讽刺，才是真正的讽刺、高明的讽刺。鲁迅自己在写作实践中便大量采用了这种“写真”、“记实”的方法进行讽刺。比如，他在讽刺买办文人胡适拜废帝溥仪时，就原文引用了胡适答别人问的话：“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二心集·知难行难》)只摘取这短短几字，就使论敌哭笑不得，读者忍俊不禁。在(关于中国的两三件郭《且介亭杂文》中，鲁迅又原文引来胡适向日本侵略者献计要“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而冷嘲热讽。这些讽刺的材料，都是见诸报刊的文章或公开发表的言论，只是由于人们一看或一听而过，未加格外注意，便不以为奇，也就忽略了或掩盖了它的丑恶之处，以致竟使它杨行起来、习惯起来，不以为非、反以为是了。现在，一经特别提起，人们稍加回味，便觉原来如此，分外动人。因而也就看出了它的原本就不合理、甚至是可笑、可鄙以至可恶的本质来。这种“写真”、“记实”的讽刺手法，在揭批“四人帮”的杂文中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比如尚弓的《螃蟹及其它·流泪的鳄鱼》(见《除四害杂文集》)中，引用了张春桥30年代哭悼鲁迅的文字：“我无论如何压制不住情感，我低头埋在手绢里听着四周的哭泣的声音，手绢湿了”。文章紧接着指出：“正是这个张春桥当年化名狄克，躲在‘三月的租界’里，向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鲁迅大放暗箭。”将这前后两个事实一并提起，便穷形尽相地画出狄克的丑态，其讽刺效果也便十分强烈。《如此闲人》则通过江青自称是“闲人”，而其实为了向党夺权而忙得不亦乐乎的事实，讽刺了江青的拙劣表演。事实胜于雄辩。选取和摆出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就是有力的讽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