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史诗发展辕议(2)
初盛唐的咏史诗创作呈现了较显著的变化，题材进一步拓宽，思想内容不断拓展，在传统的抒写个人怀抱的基础之上，与社会现实问题的联系更加紧密，政治倾向性鲜明，增强了讽刺意味。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和《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在这些作品中，陈子昂不是象左思、陶渊明那样，把与自己有相似点的历史人物或神话人物直接歌咏出来。而是用古迹所包含的君臣遇合内容作为咏史抒怀的触发点，对后来成为咏史诗重要组成部分的登临怀古诗创作影响很大。他借怀古而抒发的生不逢时之感同那些曾为国家有所建树的历史人物对照起来，就更把压抑人才对社会发展的阻碍这一认识深化了。其他如王昌龄的《出塞》、李白的《乌栖曲》、《越中览古》、《金陵三首》、《古风》(其三)；杜甫的《上白帝城》、《蜀相》诸篇，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一些社会问题，批评由于任人不当而造成的边塞“万里长征人不还”的局面；批评统治者的奢侈荒淫；批评“兵戈犹拥蜀，赋敛强输秦”的现实政治；批判了最高统治者迷信方士神仙之说，枉求长生不老之术的愚昧昏庸，显示了咏史诗创作逐渐从个人遭遇的咏叹向关注国家现实政治扩展的趋势。
中晚唐的咏史诗创作，无论数量和质量都蔚为可观。刘禹锡、杜牧每人都有数十首咏史作品，李商隐一人的咏史诗就多达80余首，他们的作品所寄寓的命运感、优患意识等意蕴更深沉，可以称得上是咏史诗创作的高峰阶段。他们首先是对题材做了更广泛的开拓，仅以李商隐为例，他对屈原、宋玉、贾谊、李广、司马相如、王昭君、曹植、诸葛亮、李白、杜甫等历史人物生不逢时的悲剧，进行了专章歌咏，从史料选择的广度，历史人物的代表性方面来看都是很难有人比并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借歌咏史事抒发传统的怀才不遇之感的同时又叙写了封建帝王好女色，好求仙胜过重人才的荒唐行为，使人耳目一新。比如李商隐的《贾生》就独出心裁地选取了文帝把贾谊自长沙召回，宣室夜对的情节入诗，突破了多选贾谊被贬史题的陈套，抓住“问鬼神”之内容。揭穿优礼贤达的表象，暴露了君主昏馈的丑态，增强了批判力度。在表现批评时政主题的史料选择开拓上也是很明显的。据有的研究者统计，仅李商隐一人就对周穆王到唐武宗的历代国君写了30多首讽刺诗，描绘了一幅历代帝王群丑图，对中晚唐以来奢侈淫乐信神求仙、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斗争等重大问题，都作了曲折的反映，批判锋芒之尖锐，写诗数量之多都超过了他以前的任何一个诗人。
中晚唐的咏史诗还有不少篇章直接对历史兴废或是非进行评祈，带有浓厚的史论色彩，表现了诗人进步的历史观。
(一)用发展变化的观点分析国家的兴亡，N调“人为”。在这方面刘禹锡、李商隐的咏史诗表现得尤为突出。刘禹锡的《金凌五题》总写江山如旧，人事全非。就不变的自然景色和不断变化的社会现象进行对照，引起人们对走马灯似的朝代更替的思考。他批评了那些借助金陵“钟阜龙盘，石头虎距”的险要地势，’批评以“金陵有天子气”为精神支柱的统治者，明确告诫他们“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李商隐也用“莫持金汤忽太平，草间箱露古今情”(《览古》)“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盘?，(《咏史·南湖北球水漫漫》)的诗句，警告晚唐统治者，古往今来一切都在发展变化，“王气”、天险都不能庇佑国家永盛。在《题汉高祖庙》里诗人说：“乘运应领宅八荒，男儿安在恋池Pi I君王自起新丰日，项羽何曾在故乡?”用两种志向、两种作为、两种结果的对比强调人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