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作者小考
《国语》虽然也是一部“衣被词人非一工”的不朽之作，但它的遭遇要远比“楚辞”不幸得多、“楚辞”自它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立足于文坛以来，学习、模仿、研究者不绝如缕；而《国语》则“门前冷落车马稀”。虽然也曾出现过“近代之《国语》”，然终未成蔚然之势，早在汉代，遂“《国语》之情替泉。”《国语》问世至今，己有两千多年，但人们却对它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研究甚少，甚至于连它的作者为谁都确定不下来。虽然前人已作过一定的努。力，但却是见仁见智，各执己端。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本文拟对这个问题谈一点粗浅之见，以求就教于方家。
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国语》的作者产生了以下几种说法：
1.《国语》的作者为左丘明，主此说者是司马迁、班固、王充等人。王充还提出了“内外传”之说。
2.《国语》虽不是左丘明亲手写就，但却是他传释《春秋》的副产品。即“昔左丘明将传《春秋》。乃先采集列国之史，国别为语。旋猎其英华。作《春秋传》。而先所采集之语，草稿俱存，时人共传习之。号曰《国语》。”
另一种意见认为：左丘明是作过一部《国语》，但不是现在所见之《国语》，而是《汉书》中所说的五十四卷的《新国语)。现存的二十一卷《国语》是汉代刘教将原本《新国语》“分其大半，凡三十篇，以为《春秋传》，于是留其残剩，摄拾杂书，加以附益，而为今本之《国语》，故仅得二十一篇也。”③首倡此说者为刘逢禄，而大张其义者则为康有为、钱玄同、张西堂等人。如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汉书·艺文志辨伪》中说：“考今本《国语》，《周语》、《郑语》、《晋语》多春秋前事”《鲁迅》则敬姜一妇人语；《齐语》则全取《管子·小匡篇》；《昊语》汉越语》笔墨不同，不知掇自何书。然则其为《左传》之残余而歌补缀为之至明。《国语》一书是否真如康氏所言，乃气左传》之残余而教补缀为之”?我们暂且不去管它。可我们却可从康氏的话中发现这样几个问题：其一：《国语》一书所记的内容、各国“语”之间的时间差距很大，即“《周语》、《晋语》、《郑语》多春秋前事”，而《昊语》、《越语》则为春秋末，战国初时事，说明各国“语”的记事时间很不统一；其二，各国“语”记事的侧重点不同。晋、郑、齐、吴、越等“语”多为重大历史条件，而《鲁语》则仅为“敬姜一妇人语”；其三，各国“语”间文章风格不一致，即如康氏所言：“《吴语》、《越语》笔墨不同。”
康氏如是说，好么，《国语》一书的实际情况如何呢?首先，《国语》一书总共八国“语”二十一卷，其中《周语》三卷共记有周穆、恭、厉、宣等十二王时期的事迹，前五个是西周统治者，后七个是东周统治者。如果仅从数量上看，《周语》记春秋(东周)时期史事多于西周，但稍一用心，不难发现，真正记周朝大事的多在前半部分，而后半部分，多是记周朝与诸侯之往来及一些琐言碎语；《郑语》则主要是西周时史伯纵论天下局势，基本上全是西周时事；《鲁语》记事仅局限于春秋之内，且多记“敬姜一妇人语”；《齐语》则集中在齐桓称霸诸侯一事上；《晋语》记事始于鲁植三年，迄于战国初年。时间延续既长，内容涉及亦广；《吴语》、《赵语》则是春秋末、战国初时事。可见，《国语》一书在记事的时间上，确实存在着很大差距，也可以说是相当混乱的。由此，笔者认为《国语》非一时一人所作，这是理由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