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作者小考(2)
第二，《国语》一书的文章风格之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对于这一点，前人已有所注意并进行了论述，如高塘在他的《国语钞·序》中说：“周鲁典RI肃穆，其先王之遗泽乎?晋楚宽博雄迈，其霸王之余风乎?夫差以侈心致败，故《吴语》多悲壮；勾践以阴谋取胜，故《越语》多沉螃。齐霸诸侯，备载管子政令规模，郑谋迁国，该括列姓兴废源流”。高氏不囿于前人之说，从历史的角度着眼，分析、描述各国“语”的风格特点，虽不免有迁阔、牵强和唯历史论之嫌，但我们不能不承认，其说还是有一定道理的，点出了一些国“语”的风格特征。如其对周鲁齐晋郑的论述，基本上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所在：细读《吴语》，也的确能感受到一股悲壮苍凉之气。另一方面，《周语》、《齐语》、《郑语》文字流畅整伤，气势充沛饱满，且讲究词句的安排利用；《赵语》则如柳宗元所云“尤为奇峻”，而且还出现了许多用韵现象。
第三，《国语》一书的指导思想(即书中反映出的思想倾向)也很杂乱，既有重民、祟礼、知天命的儒家思想，如‘周语》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鲁语》记敬姜为了表示自己“爱而无私，上下有章”，朝哭亡夫，暮哭夭子，受到儒家鼻祖孔老夫子的称赞：“季氏之妇可谓知礼矣”；也有重“法、术、势”，主张赏罚分明、“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家思想，如《吴语》记越王勾践兴兵伐吴前。聚众发令，有罪者斩。再如齐桓公、晋文公、晋悼公的赏有功、罚不孝等；书中还有主张“兼爱、非攻、节用”的墨家思想，如《周语上》蔡公谋父劝穆王弥兵：“先王耀德不观兵”，《越语下》有“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的记载。再有《周语中》刘康公论鲁大夫的俭与奢等，都体现了墨家的思想和主张。此外，书中还有提倡君主“与民并耕而食，容飨而治”，主张以自己的劳动获取生产资料的农家思想，如《鲁语下》“公父文伯之母论劳逸”一章；还有主张“以奇用兵”、“顺时而发”的兵家思想，如《齐语》管仲教齐桓公：“君若欲速得志于诸侯，则事可以隐令，可以寄政”。《越语下》范轰教勾践：“驰骋弋猎，无至禽荒；宫中之乐，无至酒荒；肆与大夫筋饮，无忘国常。”给人以纵情歌舞酒色之中的假象，然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再有，勾践君臣躬身事吴，也无不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用兵之计。而“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的认识，又充溢着阴阳家的浓郁气昧。一部先秦时代的史书，竟兼容着如此众多的思想，而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难以想象会有这样一个杂揉百家思想的杂家的，所以，较为合乎常理的解释只能是：《国语》非一时一人所作。
第四，各国“语”在全书中的比例很不均匀，各国“语”记载的侧重点也有差异，各国“语”文笔的工拙亦相去甚远。《国语》全书共二十一卷，而《晋语》就占了其中的九卷，近二分之一。而且对晋国历史的记载，相对于其他各国要全面、具体得多，既有对晋国历史的溯源，也有对其结局的交待。更有对晋文公所取得的赫赫霸业及其所经历的艰难险阻的详细描述。既热情高歌了晋文、晋悼两君主摈弃前嫌、举贤授能的美德，也有力鞭挞了晋灵、晋厉两昏君不恤国事、荒淫无耻的丑行。同时还塑造出了一批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有些形象血肉丰满，其栩栩如生程度不亚子后代的一些小说。其他七国“语”总共才十二卷，其中《周语》三卷，集中在内史过、单穆公、单襄公等人的说教上，其说洋洋洒洒，动辄几百言，思虑精赌，论说严谨；观点鲜明，论据充分，论证严密，是一篇篇很优美的论说文，只可惜最终不见人物形象。《鲁语》二卷，粗略地勾画了减文仲、里革、公父文伯之母等人形象。从艺术上讲，人物刻画已初具规模，但若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则显得阔略不全，很少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录。《齐语》一卷，对齐担霸业的来龙去脉有完整的记述，人们阅后，对齐植公率先执牛耳主盟坛的过程能一目了然，大大弥补了《左传》在这方面记载的不足，但它也仅限于此，且又顾此失彼，甚至连田常代齐这样重大的厉史事件都只字未提，不能不说这又是它的重大缺欠。《楚语》两卷，只有楚庄、恭、灵、昭、惠等王时的一些琐事，又侧重于言礼制、伦理、宗教等内容，保存了一些古代的礼仪、制度、宗教方面的资料，但却较少重要的史事记录，更没什么具体的人物形象。《吴语》、《越语》比较全面而详细地记载了吴越争幼乃至越终灭吴的全过程，文笔洗练、优美，还塑造了“卧薪尝胆”、励梢图治的勾践，刚俊自用、憎辅远弼的夫差，足智多谋的范a。精忠报国的伍员和谗4x误国的伯a等一系列人物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