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作者小考(3)
总的说来，八国“语”无论是在各自所占的比例上，还是记述的侧重点上，抑或是记言记事的成就上，都存在着很大差异，差异之明显，恐怕那些“《国语》为某一人所作”的持论者们纵有苏秦之口、张仪之舌，也难以说清其成因。如果我们用李寿“盖由当时列国之史，材有厚薄，学有浅深，故不能醇一耳”之语来说明，问题就会涣然冰释了。
因此，我们说：《国语》确实非一时一人所作，而是各国史料的汇编。
另外，王树民先生在《国语的作者与编者》一文中说：“《晋语六》记哪陵之战共有四条，内容无大出入，惟有详略之异，是其本出同源，因传录者取舍不同而有异”。《晋语六》共有十二章，记陵之战者八章。其中四章有关于“范文子不欲”的记载。王先生所谓“四条”，盖即此四章。这四章也确如王先生所云：“内容无大出入，惟有详略之异。”但笔者窃以为：与其说这是因传录者取舍不同而有异”，毋宁说是因记录者“取舍不同而有异”更准确些。李宗侗先生在他的《中国史学史》一书中说：“古代王国典册皆掌于王官；列国者掌于列国之官吏；下至大夫，其家族之典册，亦为其私族所私有”。“及春秋之末，贵族陵夷，平民上升，上下阶级紊乱，同时学术开放，昔者为贵族所垄断，今则平民之优秀者，亦能因获得知识而加入士的阶层。于是渐有私人著述，史书亦不外此例”。《国语》中的一些篇章，可以作为李先生观点的注脚。《晋语九》士茁“臣以秉笔事君”‘董安于对赵简子：“方臣之少也，进秉笔，赞为名命，称于前世，义于诸侯”；“赵简子田于娄，史黯闻之，以犬伏于门”。韦昭注：“史黯。晋大夫史墨，时为简子史”。赵简子是什么人?其史官之见录者就两人，是否还有其他未曾留名或虽已留名，但未注明其身份者?史料不足征，难以肯定其有，可也不能遮然断定其无，而简子不过是晋国一名卿大夫。可见，当时不仅周天子、诸侯王有专门的史官，就连各国的卿大夫也都有了自己的秉笔家臣。这些秉笔家臣的基本任务，就是如实地记录其主子在朝M。聘享、祭祀、争战等活动过程中的言行。而每一重大的政治、军事、宗教等活动，都必然有多人参与，这样，对每一重大的活动的记录必然是多人在同时进行，这就难免产生差异。比如《周语中》有一章是“阳人不服晋侯”；《晋语四》也有对这段史事的记载。对同一件事，记载却有很大不同，《周语》意在突出阳人那种“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慨；而《晋语》则颂扬了晋文公宽宏大量、仁以待人的礼义之举；另外，晋文公之所以出阳人，是由于仓葛的一席正义之言，对此段话，两“语”都有记载，内容虽相同，详细却相去甚远，《周语》长达一百八十九言，而《晋语》却仅有八十三字，相差倍余，联系前后文，还会发现：《周语》对晋文公请隧的“膺行”及周襄王据理力拒的舌辩记载甚详，其用意显然；而对晋文公纳王的具体过程却只字未提，分明是记录者不详其情或不愿为无礼的诸侯立传。《晋语》则正相反，详在纳王过程而略于请隧及襄王言语。《周语》和《晋语》的区别，只能解释为因记录者所处地位、所持观点不同而致。尤其是仓葛所言，洋洋洒洒，而当时的书写工具不同于今天的电子时代，只是刀刻斧凿，十分落后。根本无法只字不漏，而只能记其大概。可周史却要尽量记全，即有缺漏之处，事后还可补记；而晋史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因此，两“语”才出现了较大差别。再看吴、越“语”，越国君臣兵败栖于会稽，振人求成于吴，《越语》上下两卷、《左传》、《越绝书》上下两卷、《昊越春秋》、《史记(《吴太伯世家》《越王勾践世家》)及辞典、手册、大事记等都谓“求成者”为昊大夫文种，而从未提及诸稽，唯独《昊语》说是诸稽w。从各书所记的时间、内容等方面来考察，《昊语》所记与其他各书所记当为同一个人。再说，如果此人求成不许，不可能再派另一个人、又以同样理由再去求成，即便果真那样，也不可能成功。而且各书都说文种一入即与吴达成协议，吴与越和。那么。这使者到底是大夫种还是诸稽郎?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引高诱注说：“大夫种，姓文氏，字子禽，楚之人”。笔者由此想到：诸稽郭是否就是由“楚之邱(人)”之误听、误传而误写下来的?越人依其在本国的官职而称之大夫种，而吴人则或呼之种，或有知其来历者而依其祖籍和名之音而误称之为“诸稽W?”证据尚不充分，但此可说明，两国“语”的不同是由OR煮不同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