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史诗发展辕议
我国“咏史诗”是在诗歌用事用典的基础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东汉班固首以“咏史”标目，以后左思、陶思明、颜延之等都有名篇传世。梁萧统编《文选》时待立“咏史”一目。此后“咏史”诗创作蔚成风气，代不乏人。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咏史诗作者之多，数量之大，都是很夹出的。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的诗歌教学中也占着一定的比重。因此，系统地探讨咏史诗，对研究诗歌发展规律，提高教学效果，都是颇多裨益的。
纵观咏史诗的发展，可以分做四个阶段，即：产生创格阶段，开拓发展阶段；创作高潮阶段；别开新径的余绪阶段。
史家论及班固的《咏史》，往往以其“质木无文”晒之，但我们探究咏史诗的发展却不能忽略其首开先河之功。班固把汉文帝时期的堤萦救父之事摄入诗作，进行歌咏，并以“咏史”首标其目。尽管绝大部分篇幅是叙述史事，但毕竞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在诗中暗寓着作者对自己银档入狱而无人救助的感慨。钟嵘曾说：“观其《咏史》，有感叹之词。”但为什么此作对后世咏史诗创作影响不大，甚至有的学者干脆避而不谈他的开创作用呢(例如《辞海》缩印本739页“咏史诗”条目注释：“自王粱以《咏史》为题起，左思、鲍照等均沿用此题。”不提班固)?我想主要原因是史料选择缺乏典型性。堤萦救父之事虽生动感人，但毕竟缺乏普遍的社会意义，因而人们的感知度不广泛；同时，作者所寓之情也不能引起共鸣，难以感染读者。以后汉末建安时期以“咏史”标题者，在史料的选择典型化与咏怀的结合向题上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西晋左思《咏史》八首，改变了班固等人呆衍史事之弊，精心选择史料并加以高度概括，将自己的思想感情融于其中，咏史抒怀，借古喻今。胡应麟称赞他“创格新特”；沈德潜更明确指出：“太冲《咏史》。不必专咏一人，专咏一事，己有怀抱，借古人事以抒写之。”
通观《咏史》八首所选用的历史人事可分两类。一类是不被重用的俊杰之士，如“白首不见招”的冯公(其二)，“门无卿相舆”、“寥窖空宇中”的扬雄(其四)，未遇时的主父但、朱买臣、陈平、司马相如(其七)等。作者通过对“英雄逸进”的咏叹，抒发自己建功立业的抱负为士族制度所阻而产生的献身无门、报国无期的一腔悲愤，反映了压抑人才的社会问题，开咏史诗抒发怀才不遇传统主题的先声。第二类是“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的历史人物，如段干木、鲁仲连等(其三)。作者通过对他们的赞美表现自己的追求和理想，传达了当时社会出身寒门的仕人的共同心声，有较高的思想价值。钟嵘在《诗品》里说左思“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是颇为精当的。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左思有创诗史新格，开咏怀意境之功。
左思以后，咏史诗创作进人发展阶段。首先需要it及的是陶渊明。他以走向田园隐居生活表示同黑暗官场决绝，但却未泯灭对理想的追求。他以“咏史”为形式，以沤歌失败的英雄为主要内容，来表达自己的怀抱。他拓宽了咏史诗的题材。比如《读山海经》(其十)，通过对两个神话传说中的英雄精卫和刑夭的坚强斗争精神的赞美，寄寓了诗人反抗当时黑暗现实的“金刚怒目”式的感情，读之更觉慨慷悲壮。令人振奋，后人多有仿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