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后经世致用思想的擅变
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也是最强盛的一个封建帝国。经过康、雍、乾三朝的励精图治、开疆拓土、移民实边、弘扬文治，到了乾隆中期则盛极一时，皇权高度集中，举国上下日久承平，达到了封建盛世的顶峰。然而在华丽的光环背后也埋藏了巨大的隐患，这些隐患有如一个可以随时喷发的火山，清王朝随时都可能毁灭在这个火山之下。乾隆后期穷兵默武、好大喜功，连年用兵致使国库空虚、百姓苦不堪言。整个社会危机四伏、江河日下，其繁华早己成了明日黄花。到了嘉、道年间，清王朝盛极而衰，各种社会矛盾积重难返，天灾不断、边患连年，白莲教起义风起云涌，早己对中华大地垂涎三尺的西方列强又徐徐东来，整个帝国正在面临着一场空前严重的考验。
在王道衰微、帝国日暮途穷的同时，七人早己习惯于文化专制的豢养，变得麻木、苟且、柔靡，甚至不知“礼义廉耻为何物”。道光时期的大学士曹振铺就认为所谓做官“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身为军机首辅、朝廷重臣竟然说出这种“得过且过”只求升官保爵的话，其他朝臣对国运的漠视就可想而知了。难怪时人悲呼：“历观史传以来，士习之衰，未有甚于今日者也。”。
经世致用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兴起的，掀起这场思想狂澜的当首推龚自珍、林则徐、包世臣、魏源等人，他们研究现实、究心世务，以匡济天下、为国为民相标榜。“以经术为治术”，做实事求“实功”的经世致用思潮开始崛起，并和近代中国御侮图强的历史命运及现代化进程紧密相联。
鸦片战争前，中国思想学术界是宋明理学、古文经学、今文经学互相攻许、三足鼎立的局面。程朱理学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了明演之时己占据了思想界的统治地位。但它“穷理尽心”、崇尚空谈的漂渺严重脱离了社会现实，以致在明末清初之际，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人在总结明亡教训的时候，认为理学的空琉无用是导致明亡的原因之一，从而大力讲求经世致用之学:“为天地立心，为民生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们的思想直接为晚清先进人士所继承:古文经书是指自秦皇“焚书坑儒”以后，陆续发现的用六国古文字写成的经书，古文经学奉这些古文经书为至圣经典，严格地照此教条行事，讲求名物训话，追根溯源。东汉时期，古文经学击败今文经学取得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从此长期一枝独秀。清代由于受“文字狱”所累，部分士人为求自保，更加转向考据、训话、考订一途;今文经是指西汉初年，一些儒生在“秦始皇焚书，使六经绝焉”的情况下，用隶书编写而成的经文。今文经学讲究“微言大义”、探明究理，今文经学的著作由于长期受古文经学的压制自东汉以后逐渐消亡，只有何休的《公羊解话》一书尚存，是以今文经学也被称为“公羊学”。在晚清士风日下，举国颓废、危机迭起的情况下，今文经学开始复兴，并成为经世致用思潮的滥疡。以龚自珍、林则徐、包世臣、魏源、何秋涛等人为代表.开始关心河工潜运、盐政诸法、边疆舆地、科举选官等，强调以实学求“实功”。
鸦片战争时期，今文经学之健者，必推龚、魏。龚自珍提梦更法”、“改图”等主张，要求对社会的官、兵、农、工、税等做全方位的改革。龚自珍是鸦片战争前经世派的旗手，是重要的扛鼎人物之一，其经世思想新奇深邃，既有对传统公羊“通古今治乱得失、悉天下郡国利病”的继承，又有开风气之先的人胆言论，以至清末梁启超等学术大师对龚氏推崇备至、评价颇高.龚自珍自己曾说:“一事平生无欲能，但开风气不为师”，实在过谦。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言道:“段玉裁外孙龚自珍，既受训话学于段，而好今文，说经宗庄刘。自珍性跌宕，不检细行，颇似法之卢骚，喜为要吵之思。其文辞淑诡连炸，当时之人弗善也，而自珍益以此自意，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低诽专制:晚岁亦耽佛学，好谈名理。综自珍所学，病在不深入，所有思想，仅引其绪而止，又为瑰丽之辞所掩，意不豁达。虽然，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仄其浅薄;然今文学派之开拓，实自龚氏。”。
龚自珍思想中最精彩的部分就是对黑暗现实的无情鞭挞，集权专制的严重不满，对“庸医”治国的无情揭露，对衰恶无用学风的强烈谴贵，发挥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强调“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学问不能脱离现实，“必以诵木朝之法，读本朝之书为率”。他看到了清朝苛税过重，贫富不均，广人百姓饥寒交迫的社会现实，“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国赋三升民，‘斗，屠牛那不胜栽禾。”.进而主张在保留封建十地所有制的同时，平均分配土地，限制兼并。但他又认为做到这一点必须“重本抑末”，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国家赋税改征实物，把社会退间到古老的物物交换的状态中，这样便不会再有贫富差距了。这一点明显背离了社会现实，具有很大的落后性，面对“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晚清社会，龚自珍感到这是使“天下之子弟，心术坏而义理锢”的八股之学造成的。统治阶级严格按照八股之规开科取一七，已经把天下文人都驯养成了只知子曰诗云，不知世界万物变化和国计民生的浅薄庸才。他号召士人重新标立自己的价值观和学术观，面对现实而学以致用，远离空疏无用的“八股气”龚自珍因时而宜地继承和发挥了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力倡经世致用之学，借今文经而补汉学之琐碎和宋学之“空谈义理”。他认为今文经学可游刃于“汉”、“宋”之间，采其所长，补其所短。龚氏的微言大义、诊释经典、借古谕今对后来的维新派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古为今用影响尤大。
